材料一：
“无邑不城”，只要是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学术界也一般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说，有宫城而无外城墙，甚至可以说是不设防，这种现象在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洛邑、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等一系到都邑中有清晰的显现，你相信吗？“大都无城”，就是我们对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概括。
要讲清这个问题，就要先了解城市这个概念。城市是一种区别于乡村的聚落形态，出现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家与前国家社会的关键区分点。古代城市往往是区域或社会组织的中心，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城就是这类城市的重中之重。可见城市的本质特征中并不包含城墙，有没有城墙是从空间布局、从有无防御设施角度来说的，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城墙。考古学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防御设施（城墙），“大都无城”概念的提出，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察。
“大都无城”的一个例外是战国时期。春秋时，大部分城市依然是没有城墙的。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了城围，也就是有了防御设施。这种特点在战国时代韩都新郑体现得更为明显。韩人放弃了难以防守的双洎河南区域，而以双洎河与黄水河的宽深河谷为天然屏障，沿双洎河北岸另筑了一道城墙；同时加宽、加高了新郑的北、东城墙，沿城墙内侧修筑道路，形成“环涂”。如此种种，都凸显了强烈的军事防御色彩。战国的这种情况并不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只有几百年的时间是有城墙的，这以后很快又回到了“大都无城”的状态。
再看看秦国的都城咸阳，我们发掘了这么多年，根本没有找到城墙的痕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不可能有城墙了。依战国时秦国和秦始皇那种气魄，一直是向外扩张的，所以根本没有筑城的必要。连阿房宫一带都是整个都邑的一部分，法天、象地、象北斗，如此巍巍大气，还需要用土围子围起来？再往后看看汉长安城。我们所发现的汉长安城城圈只是内城，因为城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和商业遗迹，构成首都圈的概念，有帝国之都的气势。可见，越是国力强盛，就越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左传》中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国力强盛，又何必要城呢？这和我们现在说人民子弟兵是钢铁长城是一个道理。
如今，北京城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上海也从清代的小城圈到现在变成了完全的“大都无城”——国际化大都城。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墙的或有或无伴随着整个城市演变的过程，“大都无城”是其中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材料二：
《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是说都城选址的核心原则为“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就体现在寻找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边疆游牧文化的区域中心点。中原内地汉族农耕文化与西北边疆骑马民族游牧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中华内部并立互补的主旋律，而其统一与对立的焦点地区在历史上也有变化。从“内制外拓”两方面来看，西安与北京因为面对着中国历史前半期与后半期军事斗争的焦点与重点区域，又便于控制中原，从而成为各自时期首都的相对理想选择。中国古代都城史被有的学者划分为西安时代与北京时代，道理就在于此。作为国都，维护国内统治和融通对外关系是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面对来自中国北疆的压力，作为位于边疆和内地结合部的都城，中国史前半期西安是最合适的，后半期北京则是最合适的。
古代都城的具体规划布局理念上，主要体现在《周礼·考工记》所述的“中轴对称”。以西汉长安城为例，其大体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向南、向北各自延伸。元明清三朝首都的北京城经过元代开创、明代改建与清朝传承，基本实现了《考工记》的理想设计，为中国古典都城建筑的集大成者。
都城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在都城建设中以宫庙为中心。这种具体建筑“宫殿居中”与都城选址的“天下之中”共同构成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天地之中”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李令福《天地之中：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与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