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根脉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其理论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既有哲学的思辨性，又有诗性的智慧。站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角度看待中华传统文论，坚持守正创新，贯通古今，让传统文论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焕发出当代活力，并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因素，是我们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课题。
对传统文论的特性体认和辨识清晰，有利于守正创新。从中华文化的五个突出特性出发，从民族文化价值、民族思维方式、民族审美习惯等方面去把握与辨识传统文论，可以看出以下五大鲜明特色：
一是注重文艺的人文价值和精神意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价值观，重视的是人文思想、伦理道德和精神信仰的建构，在文艺创造上追求的是艺道合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即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艺”则是显道、明道的人工创造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说法从先秦以来就一直贯穿在传统文论中，并成为一条连续的主线。尽管“道”的含义有所变化，有所增减，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伦理学说在宋明之后逐渐转移到以人的主体精神和艺术规律为主，但文艺对“道”的追求和对“艺道合一”推崇的连续性是非常明晰的。
二是崇尚艺术生命的有机统一。中国文艺一直强调文艺是有机的生命体，不仅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的艺术品，也是与天地万象相交、与时代社会相连、与人的身体血气相关的产物。文学不可脱离自然、时代、社会和人际关系，评价文艺作品也就要做到知人论世，“因声求气”，看到它与天地万物、社会万象的有机关系。而艺术作品也犹如人一样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鸢飞鱼跃，生机无限。艺术作品具有生命的意义和特质，具有生命的层次和结构。
三是以审美为中心的批评标准。传统文论在先秦时期强调诗的政治、外交等的功用比较多，这与当时的礼乐制度相关，但从魏晋开始，以政教为中心的批评标准转向以审美为中心的批评标准。陆机的《文赋》首开先例，将诗赋从杂文学中列出来专门论述，而且对诗赋的特征提出了审美的要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缘情体物”是诗赋的特征和审美方式，“绮靡浏亮”则是对文辞的审美要求和标准。
四是丰富生动的艺术辩证法。传统文论追求人和艺术作品与“天”与“道”的高度统一，在强调物我贯通、情景交融中，重在建构艺术作品内在的生命结构和律动，在心物关系、情景关系和创作中的内部规律上就非常重视艺术辩证法。在创作准备的心态上，讲究虚静，虚则纳万物；进入创作中，则强调在虚与实、有与无、显与隐、形与神、言与象与意、象里与象外、有限与无限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从而创造出意义和内蕴都深厚而宽广的艺术空间。中国文学与书画艺术中的空白理论是艺术辩证法最突出的表现，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虚拟与假定更是将艺术创造中的辩证法体现得淋漓尽致。
五是开放包容的理论姿态。传统文论中的理论术语、命题和范畴从来不是固定而是开放的，随着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的阐释，术语意义的延伸、命题的扩张、范畴的充实在不断地进行中。像“意境”这一个范畴，从魏晋的“言、象、意”开始，历经唐宋元明的不断丰富，并吸收与消化了印度佛学中关于“境”的理论，至晚清而在王国维手里铸成大气象，成为最有特色的中国文论理论范畴。就是在王国维那里，也有了吸收西方理论的因素将其糅合进中国文论之中的实践。
在明晰传统文论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在如何贯通古今、让传统文论焕发当代活力上下功夫，让传统文论以新的面貌真正走进当代、融入当代，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创新创造因素。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传统文论并非只是固态的文化遗产，而是可以通过当代阐释使其意义通向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中获得新的意义，焕发出当代活力。比如传统文论中的诗教传统，其文化价值取向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诗教传统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道德和育人成人的作用，以及“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与途径，在今天的文化强国建设中不仅要继续沿袭而且要发扬光大。
传统文论所面对的文学类型与当代有差别，传统文论理论表述的方式和语言与当代也有差别，如果硬搬传统文论的概念、术语来评论当代文艺，显然有刻舟求剑之愚。但是，传统文论的某些概念和术语在今天依然有效，并得到广泛运用，那就应该让它焕发当代活力，使之在当代文论中继续发挥作用。
传统文论是一种诗性思维，自有它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硬拿它与西方文论的逻辑思维体系相比较是不合适的，应该从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和理论表述方式去肯定它的理论意义和价值。肯定与发掘传统文论的现代价值，使其焕发当代活力，让中华传统文论的光辉闪耀于世界文论的园林。
（摘编自蒋述卓《传统文论富有鲜活而深刻的现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