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沉郁”是对杜诗内容层面上的有效归类，“顿挫”则是对杜诗形式层面上的有效归类。最初，“沉郁顿挫”是杜甫对辞赋创作的自评，这个评价术语并没有沉没在故纸堆中，而是时常出现在后代文人回望杜诗的历史视野中。以后人的视角来看，从宋至清，代代文人在前人阐发的基础上不断更新了“沉郁顿挫”的具体内涵，从而使得当下的诗歌创作与杜诗产生了新的联系。在对“沉郁顿挫”的阐释与接受过程中，杜诗的主体风格逐渐得到确立，“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主体风格而被论者把握。但杜诗的其他艺术风格是否仍能有效地统摄于“沉郁顿挫”的概念中呢？对于唐代诗歌史而言，杜诗的“沉郁顿挫”的风格是偏离了“盛唐气象”，还是于“盛唐气象”中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艺术的可能性呢？我们不妨将“沉郁顿挫”作为看待这一系列问题的出发点，进一步分析杜诗在唐代诗歌史中的位置。
兴象玲珑、神采飘逸、自然脱俗堪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杜甫诗的“沉郁顿挫”也因此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但这种背离是继承中的发展。从继承的方面来看，盛唐诗的“清新”风格在杜诗中有所体现。清新的诗歌风格，最早在南朝五言诗成熟的过程中便已逐渐形成，“清新”与“绮靡”相对，与“吟咏情性”相联系。初唐诗人便以南朝“清新”的诗风作为诗坛改革的方向，进一步克服绮靡、纤弱的诗风，形成了具有兴象之动势、风骨之清爽与神思之飘逸的艺术品格。这种艺术品格后来便成了“盛唐气象”的基础。朱熹认为李白与杜甫都学“选诗”而自成一家，“选诗”的特点之一便是“清新”，这也证明了六朝诗歌中“清新”的艺术风格与“盛唐气象”之间的继承关系。杜甫早期的格律诗表现出“清新”的特点，如《夜宴左氏庄》中的“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巳上人茅斋》中的“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等诗句都堪为这方面的代表。
从发展的方面来看，杜甫的许多诗体都可视为是对初盛唐正宗诗体的发展，杜诗也在主流的“清新”诗风的影响下，逐渐走向了“沉郁顿挫”的臻境。“清”指诗歌情感的自然流露，“新”指诗歌技艺的创新，故“清”在内容上与“沉郁”相对，“新”则在形式上与“顿挫”相对。只不过在艺术表现上，“沉郁顿挫”相比“清新”更显忧郁回转、抑扬顿挫与广博深沉，这是杜甫在脱离盛唐主流诗风之后的创造，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连绵不绝的影响。
（摘编自陈思琪《“沉郁顿挫”——杜甫诗新探》）
材料二：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甫是一位心系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例如，《梦李白二首》就是这种回环反复表达感情的很好例子，梦中见其来，又疑其真来；分明他已真来，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笼，定非真来；说他并非真来，又分明见其月色下的憔悴颜色。真真幻幻，表现的是浓到如酒的情谊，深沉低回，波浪起伏。“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除“沉郁顿挫”之外，杜诗还有其他的风格。胡震亨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唐音癸签》卷六），说的就是杜诗风格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正是伟大作家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在杜诗的多样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的情趣，安静明秀的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萧散自然”的特色。这类诗不少，如《水槛遣心二首》（其一）：“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鱼鸟自得其乐，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出一份闲适愉悦的情思。“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徐步》），“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这些都是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产物。
杜诗的不同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或处于战乱之中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这时的诗，往往便表现为“沉郁顿挫”。长安困顿、陷落贼中、华州鄜州时期、陇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诗，多数是这类风格。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在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
（摘编自袁行霈《杜诗的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