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艺术鉴赏是主客体的感情交流活动，那么，鉴赏者就不是完全被动的受感染者。作为审美主体，他有很大的能动性，是艺术形象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当然，他不是艺术生产过程中的参与者，而是消费过程中的参与者。王朝闻把艺术鉴赏的心理活动叫作“再创造”。他说：“艺术形象，其实不过是借有限的但也就是有力的诱导物，让欣赏者利用他们的那些和特定的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以至‘丰富’或‘提炼’着既成的艺术形象。”
既然艺术鉴赏是一种“再创造”的心理活动，那么，不同的鉴赏者对于某一部作品的艺术感受，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正如鲁迅所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当然，因为鉴赏的是同一部作品，作家所提供的信息——诱导物是相同的，所以鉴赏者的再创造也不至于离题万里；而是大同小异。
在艺术鉴赏活动中，先是鉴赏者感受到作品所传递的信息，在感受的基础上，就进入体验。体验是鉴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心理因素。因为没有体验，就不能进入作品的规定情景；没有体验，就不能深切地感受形象的情感精神。鉴赏者是在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活动，而再体现在头脑中。体验是以本人的记忆为基础的。演员在体验角色的感情时，需要在生活库存中唤起自己的情绪记忆；读者在鉴赏艺术形象时，也需要在生活库存中唤起自己的形象记忆。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生活经验，如果没有相应的生活经验，那就无从体验，也就无从“再体现”或“再创造”。但即使在同一或相近的社会形态中生活的人们，其人生体验也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再创造的艺术形象就必然有所差别。所以外国人说：一千个读者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艺术鉴赏的另一重要心理因素是想象，想象在创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鉴赏活动中也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鉴赏者总是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来丰富艺术形象。生活是无限广阔和无限复杂的，而艺术则只能用有限的画面和有限的笔触去表现它，作者选取典型情节和典型人物，抓住特征性的几点，加以勾勒，诱导读者、听众用想象加以补充，这样才能余味无穷。如果写得太实，不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那倒反而索然无味了。马远的绘图《寒江独钓图》，只画一个老人坐在小船头上独钓，画面很简单，但能引起读者的想象：这大概是一个高士，避开世俗的纷争，独钓寒江，恬然自得。欣赏音乐，想象的作用就更大了。白居易《琵琶行并序》里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写的就是欣赏音乐时的想象和联想。如果连最起码的想象力也没有，那是根本无法欣赏艺术作品的。电影里有蒙太奇的组接，小说里的情节也有跳跃，没有想象就连续不起来。至于象征主义作品，意识流艺术等，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更不行了。当然，鉴赏者的想象是以艺术形象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不能离开它而胡思乱想。否则就离谱了，那就不叫艺术鉴赏。
艺术鉴赏还有一种心理因素，叫移情作用。艺术作品是以情感人的，审美主体被感动之后，激发起了相应的感情，又将这种感情外射到审美对象身上去。这就是情感的交流。当然，这种交流是有条件的。首先，审美对象作为客体，它必须是美的，然后才能打动审美主体。但是，若把鉴赏活动仅仅看作是审美客体以美感感情打动审美主体，而审美主体似乎完全是被动的，那也不合乎事实。因为移情作用实际上是存在的。杜甫诗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鉴赏自然美时移情作用的例子。鉴赏艺术美也是一样。人们常常进入角色，与之同喜同悲，同笑同哭，为古人担忧。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记载：一个英国老太婆看《哈姆莱特》，到最后决斗的一幕，大声警告哈姆莱特说：“当心呀！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类似的例子尚多，这都说明观赏者的感情是外射到审美对象上了。当然，完全达到物我同一，失却了理智，也并不好，枪杀演坏人的演员就是极端的例子。布莱希特提出了“间离效果”的表演理论，要求演员在感情上与角色保持距离，从而避免使群众把对角色和演员本人的感情混合，这是很有道理的。这样，就必须要求鉴赏者亦情亦理，既能放纵感情，又能控制感情。
艺术鉴赏不但是感受的过程，同时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在艺术鉴赏的心理活动中，还有再认识再评价的因素。作者将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表现在作品里，鉴赏者则通过作品对生活做出再认识和再评价。鉴赏者的认识水平可能低于作者，这样他就不能全部领会到作品的思想意义，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但是也有可能鉴赏者的认识水平高于作者，他可以从作者所描写的生活画面认识到更多的东西，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人们常说的“形象大于思想”，就是指这种情况。正因为艺术作品的思想不是直接说出的，而是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有可能提供一些客观情况，让鉴赏者做出再认识与再评价。
（摘编自吴中杰《文艺鉴赏的审美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