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脑使用了思维捷径，其中两个主要的捷径是“锚定启发”和“可得性启发”，两者都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锚定”意味着当你要对某件事做决定，而又没有太多信息作为依据时，你听到的第一条信息会对你产生格外显著的影响。比方说，有人给你看张别墅的照片，然后让你估价。在没有其他信息可以参考的情况下，你能做的就是看看那张照片，大致能看出别墅有多漂亮，然后闭着眼睛猜个数。但是，如果一开始就给你一个数字，那你的猜测可能就会受到显著影响——例如，一上来就先问“你认为这房子的价格高于还是低于40万英镑”，现在，你必须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给你任何有用的信息。然而，如果把要做出估值的人分成两组，A组先听到的提示数字是60万，而B组听到的是20万，那么平均来说，A组最终给出的估值将远远高于B组。因为人家给了你一个“锚”，你的大脑就把这个“锚”作为猜测和调整的出发点。
“可得性”意味着你会根据最容易想到的随便什么信息做出判断，而不是深入地考虑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这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倾向于把世界观建立在近来最常出现的东西上，或者是那些特别引人注目和令人难忘的事情；而所有那些陈旧、平凡的东西，即使有可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了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也会被我们忽视。
因此，对可怕的犯罪行为进行耸人听闻的报道，会让我们觉得犯罪率高于实际情况；而对下降的犯罪统计数据进行枯燥乏味的报道，对我们产生的冲击就远远不及前者。所以才有很多人更害怕飞机失事，却不那么害怕车祸。也因此，恐怖活动才能立即引起公众和政客的本能反应，而那些更致命但也更平淡的威胁却被无视。在美国，从2007年到2017年，割草机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恐怖活动还要多，但美国政府尚未开始讨伐割草机。
锚定启发和可得性启发结合起来真的很有用，可以帮助我们在紧要关头迅速做出判断，或者帮我们做出那些没有太大影响的日常决策。但是，如果你想把现代世界的所有复杂性考虑在内，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那它们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噩梦。你的大脑会一直试着溜回舒适区，把你最先听到或想到的东西作为判断依据，不管那是否合理。
另外，这两种思维捷径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不擅于判断风险，不能正确地预测众多选项中哪一个造成灾难的可能性最小。事实上，我们头脑中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帮我们判断事物的风险：一个是快速的、直觉的系统，另一个是缓慢的、深思熟虑的系统。当这两个系统发生冲突时，一个系统平静地说，“我已经分析了所有证据，似乎选项1风险最大。”而另一个系统大声喊道，“是，但选项2看起来好可怕！”
当然，你可能会想，我们可以强迫大脑脱离那个舒适区，不行吗？我们可以忽略直觉的声音，放大深思熟虑的声音，对吗？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并没有考虑到证实偏见。
证实偏见是个烦人的习惯：大脑会努力强化我们已经相信的东西，会像激光制导的导弹一样瞄准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支持性证据，而那些暗示我们可能完全被误导了的证据，哪怕堆得像山一样高，大脑也会毫不在乎地忽略它们。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愿意从政治观点与我们基本一致的渠道获取新闻。也因此，你无法说服一个阴谋论者放弃他所相信的东西。
同样，这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这个世界既复杂又混乱，而且不会用简洁易懂的PPT给我们一一列出其中的规则。不管你想给这个世界建立什么样的心理模型，那都意味着丢弃无用的信息，专注于正确的线索。只不过，要想弄清楚哪些信息值得注意，这事儿多少有些碰运气的成分。
然而，情况越来越糟糕。我们的大脑越来越不愿意承认它可能搞砸了。有个东西叫“支持选择偏误”，它基本上意味着一旦决定付诸行动，我们就会坚持认为那是正确的选择，就像溺水者抓住木板一样不肯放手。为了支持自己，我们甚至会歪曲记忆，目的是让当初的决定看起来是正确的。因此，尽管新买的鞋非常挤脚，你还是会坚持说“这双鞋让我看起来既强大又迷人”。
甚至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你告诉别人他们错了，即使你耐心地把相关证据摆出来给他们看——但让你想不到的是——他们把你视为对立面，而面对你这样的对立面，他们会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强烈地坚信自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在脸书上跟种族主义者争论，或者决定从事新闻业，那你可能注定只会让自己沮丧，让别人火冒三丈。
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永远不能做出明智、合理的决定：显然可以啊！我的意思是，毕竟你已经在看这本书了，这不就是个明智的决定吗？恭喜你，优秀的决策者！
（摘编自汤姆·菲利普斯《愚蠢的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