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