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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余华
（一）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死去的第一天。
我准备走去时觉得缺少了什么，站在飘扬的雪花里思忖片刻，想起来了，是黑纱。没有人会来悼念我，只能自己悼念自己。
我进去时一个身穿破旧蓝色衣服戴着破旧白手套的骨瘦如柴的人迎面走来，我觉得他的脸上只有骨头，没有皮肉。
他看着我五官转移之后的脸轻声说：“您来了。”
（二）
死后的第三天，我游荡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雪是明亮的，雨是暗淡的，我似乎同时行走在早晨和晚上。
我看见自己出生的情景。四十一年前，我被一位年轻的扳道工捡了回去。这位突然成为父亲的年轻人，不知所措地看着浑身紫红啼哭不止的我，我肚子上的一截脐带伴随我的啼哭不停抖动，他还以为我身上长了尾巴。他焦急之时想起来一位名叫郝强生的扳道工同事的妻子三天前生下一个女孩，他用自己的棉袄裹住我，向着郝强生的家奔跑过去。
我父亲杨金彪和他的扳道工同事郝强生坐在外面的房间里，那时我父亲只有二十一岁，他擦着脸上的汗水，详细讲述了发现我的经过。郝强生明白过来，说他刚才吓懵了，因为我父亲连女朋友也没有，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孩子来。我父亲像个傻子那样嘿嘿笑了几声，接着担心我可能是一个怪胎，他说我身上长着一根尾巴，而且是长在前面的。
（三）
我的童年像笑声一样快乐，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正在毁坏父亲的人生。他没有女朋友，婚姻遥不可及。虽然郝强生和李月珍夫妇给他介绍过几个对象，可是那几个姑娘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不是在给我换尿布就是在给我织毛衣，这样的情景让她们微笑一会儿后转身离去。
我四岁的时候，一位比我父亲大三岁的长辫姑娘出现了，她没有看见换尿布和织毛衣的情景，看到了一个模样还算可爱的男孩，她伸手抚摸了我的头发和脸，当我叫她一声“阿姨”后，她高兴地把我抱起来，让我坐在她的腿上。她的这些动作，让我父亲心慌意乱地看见了一丝婚姻的曙光。
当我父亲和这位姑娘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他们必须谈到我了。父亲开始向她详细讲述起了我，从四年前听到我的啼哭，把我从铁轨上抱起来开始，讲述我四年来成长时的种种趣事，他讲到我的时候是一个幸福的父亲，而且还是一个骄傲的父亲，他讲述我的种种聪明小故事，他认为我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孩子。他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说过话，当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即将成为他妻子的这位姑娘冷静地说：
“你不该收养这个孩子，应该把他送到孤儿院。”
我父亲一下子傻了， 脸上洋溢的幸福神色顷刻间变成呆滞的忧伤表情。他陷入到情感的挣扎之中，那时候他已经深爱这位姑娘了，当然他也爱着我，这是两种不同的爱，他需要在这之间选择一个放弃一个。
我父亲痛苦不堪，他就像是一条情感湿润的毛巾，我和这位姑娘抓住这条毛巾的两端使劲绞着，直到把里面的情感绞干为止。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头埋在手臂里呜呜地哭泣。一会儿后他猛地站了起来，说：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杨飞。”
父亲的人生回到了我的轨道上。他从此拒绝婚姻，我一根筋的父亲认定在我和姑娘之间只能选择一个，他说：
“我只要杨飞。”
（四）
我寻找我的父亲，在骨骼的人群里。此时已是死后第六天，我知道即使父亲站在面前，我也认不出来，但是他会一眼认出我。我迎着骨骼的他们走去，期望中间有一个声音响起：“杨飞。”
我先碰到了李月珍，她曾遇到过父亲。她说父亲走进殡仪馆的候烧大厅，就像我第一次走进那里一样，听着候烧者们谈论自己的寿衣、骨灰盒和墓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炉子房。他觉得候烧大厅应该有一名工作人员，他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当一个迟到的候烧者走进来时，他不由自主迎上去为他取号，又引导他坐下。有一天，他的右手无意中伸进流浪汉给他穿上的破旧蓝色衣服的口袋，摸出一副破旧的白手套，他戴上白手套以后，感到自己俨然已是候烧大厅里正式的工作人员。日复一日，他在候烧者面前彬彬有礼行使自己的职责；日复一日，他满怀美好的憧憬，知道只要守候在这里，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他就能见上我一面。
李月珍的声音暂停在这里。我知道父亲在哪里了，殡仪馆候烧大厅里那个身穿蓝色衣服戴着白手套的人，那个脸上只有骨头没有皮肉的人，那个声音疲惫而又忧伤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看见父亲步履沉重走过来，我起身迎上去，挽住父亲空空荡荡的袖管，里面的骨骼似乎像一条绳索那样纤细。
父亲没有目光的眼睛看着我，让我感到难以言传的亲切，我叫了一声：
“爸爸。”
父亲低下头去，哀伤地说：“你这么快就来了。”
“爸爸，”我说，“我一直在找你。”
父亲抬起头来，没有目光的眼睛继续看着我，继续哀伤地说：“你这么快就来了。”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