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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记粗
谢冕
馒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面食。发面，揉搓，切块，而后上笼屉蒸。除了酵母，或些许碱，不需任何添加。馒头不注重形状，或长方，或半圆，亦有“开花”的。一般的馒头不咸、不甜、无馅。因此，馒头又是一种口味单一的主食。在北方的广袤地区，家家户户的女主人都是制作馒头的能手。馒头，名字很俗，也很野，就像北方人家为给孩子添寿，叫孩子“狗剩”一样。而馒头在南方却是稀罕之物，南方人一般不会做馒头。在家乡福州，街上卖的馒头都是山东人做的，我们把馒头叫作“馍馍”。如此简单的面食，家乡的妇女却不会做。
在过去的饥荒年月，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就像是过年一般，穷人家平日是吃不上的。窝窝头也差不多，是纯粮食不掺野菜的，能吃到也算奢侈了。在北方，我常听人说，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不吃掺和面了，吃的是纯粮食了。可见生活的改善，首先体现在馒头、窝窝头这对“难兄难弟”上。在北方，馒头是富裕的象征，是穷人的最亲。时代变了，观念也随着变，如今人们讲健身、环保、绿色，别说馒头，就连窝窝头也跟着“吃香”了——粗粮居然被摆上了豪华酒宴，也颇得时尚人士的欢心。而每逢众人争食粗粮的场面，我就觉得是“趋世”，总是婉拒。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北方，却从来都很拒绝馒头。南方人的胃有点“娇气”，吃不惯这一类“硬气”的吃食。福建近水，饮食多汤类，一桌正宗的闽菜，汤类占了多半；日常家居，早晚两顿稀粥。在北方几十年的历练，我总是没法适应这对“兄弟”。就像北方人吃不惯米饭，说“吃了等于没吃”，总觉得吃不饱。他们说，头“经饿顶饱”。南方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我吃馒头总是困难，像嘴里塞了一团棉花，总咽不下去。也许是娇惯了，忘了艰苦岁月，如今吃着过去过年才有的纯粮食，却硬是“味同嚼蜡”。
即使如此，这道面食在我心里也留有温馨的记忆。很遥远了，那是七十年前的旧事，我随着隆隆的炮车行进在夏季的风雨中，炎热，汗湿，炮车卷起的泥浆沾满军装。那年我十七岁，瘦弱的身子挎着步枪和装有一百发子弹的沉重的子弹袋——那袋子是由绿色布缝成的，现在已见不到了。这是左肩，我的右肩也挎着一个袋子，那是由白色布缝制的，袋子里装着晒干的馒头片。数百里急行军，没有时间停步做饭，这是我们的军粮。行军中途，传令就餐，这就是当日的口粮，清水，就咸菜。后来上了海岛，挖坑道。日夜三班倒，军情危急，顾不得埋锅做饭，日常所食，也还是馒头干。艰苦岁月的记忆，很暖心，顿然消除了我与馒头的隔膜。我们不能忘记这与性命交关的恩人挚友。
诸多的面食品种中，馒头最简约，也最低调，它无须任何装饰，它的使命就是充饥，喂饱人的肚子。吃馒头不需要排场，陪同它的，一碟咸菜便足够了。一个馒头，一碟咸菜疙瘩，再加上一碗玉米粒粥，此乃最佳的搭配。北方乡间，冬日暖阳，墙根屋檐有太阳处，馒头，玉米粒粥，咸菜疙瘩，老人们围坐，“呼啦吸溜”，酣畅快意，也是人生一景。
我写过烧卖的雅，写过馄饨的柔，形容过它们如小家碧玉，描写过它们身姿婀娜、如花似玉。烧卖，还有馄饨，它们有自己的一份矜持和温柔，应当是女性的。而生长于北方大地的馒头，吸取了燕赵大地或齐鲁山间的豪气、粗放、刚强，一派带着林间响箭的气势。女子亲手揉捏，凭空地增强了男儿建功立业的胆气雄心。馒头到底是北方的、阳刚的，当然更是男性的。
（选自《新民晚报》2020年4月7日第21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