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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与苏东坡比肩的文化大家
黄庭坚幼时聪颖早慧，属于神童。他5岁就能背诵五经，“坚幼警悟，读书五行俱下，数过辄忆。”他的父亲黄庶追慕古代大哲，用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庭坚”为其命名。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黄庭坚从小就深受文化的浸染，他的出类拔萃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父亲的去世使得15岁的黄庭坚不得不跟着舅舅到淮南游学。在扬州，他认识了诗人孙觉。孙觉是著名经学家胡瑗的高足，对黄庭坚极为赞赏，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了他。两位长辈的悉心教育，让黄庭坚受益匪浅，他们清廉的官风，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嘉祐十一年乡试时考官李询击节称绝，谓“此人不惟文理冠扬，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第二年终登进士榜。
对黄庭坚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东坡。他以一块洮河石砚作为见面礼，登门以弟子的身份拜见了老师，正式成为苏东坡的学生。随着师徒二人聚会京城，黄庭坚也迎来了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在汴京三年的时间里，黄庭坚与苏东坡朝夕相伴，得以亲耳聆听老师的教诲，受益良多。他对苏东坡极为仰慕，痛惜跟老师学得太晚。苏东坡也为这样的奇才弟子而十分高兴，说“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俩人在一起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诗词唱和达百篇之多。此时黄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他的声名也越来越高，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以至有了双星闪烁、“苏黄”并称的说法。可以说，得遇恩师苏东坡，是黄庭坚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与黄庭坚过人的才华相比，他一生的仕途极为黯淡。当官不得领导喜欢，关键在于他总是坚持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把百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施仁政，抚黎民，建功业”。例如他在《虎号南山》中，对虐民的苛政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流民叹》则描述了震后又大涝，数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图景。这些作品渗透出强烈的关心国运民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仁政爱民也成为他从政的核心理念，他曾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来勒石自警，展现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随之，他终因朋党之争和文字狱而遭贬。贬谪诏书下达时，左右的人皆因蛮荒之地，少有人烟而替他哭泣，而黄庭坚却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或许正是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生活上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让黄庭坚有了更多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反而成就了他文学艺术上的辉煌。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他首先为人所推崇的就是诗词。“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曼妙诗句，皆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对宋代诗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认为“诗，乃至一切艺事，不能落于俗格”。那何为“不俗”呢？“不俗”有两种：“语言高妙，似非吃烟火食”“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是为诗品不俗；“临大节不可夺”“与天地相终始”，则为人品不俗。在二者的关系上，他提出“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说到底在他眼中，没有人品的高洁，诗品必然俗不可耐。
黄庭坚说得好，做得更好。他的一生，屡受恩师苏东坡的牵连，但他从未为避免贬谪而与老师划清界限，更不会暗施冷箭。这种人生境界，保证了他诗歌的骨力，读来不仅意境悠远，而且荡气回肠。
与诗歌相比，黄庭坚的书法更为有名。
黄庭坚书法师从周越，一学就是二十年，他行笔中一波三折之势即受益于此。尽管黄庭坚练字刻苦，但作品却难入高手法眼。一次应宝梵寺住持之请作草书数纸，苏东坡甚是赞赏，但钱勰认为太俗。钱勰说：“你如果见过怀素《自叙帖》，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黄自此不肯为人作草书。
不过黄庭坚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一边从王羲之等大家的书法中汲取营养，一边师法自然，苦思突破的路径。船工划桨的整齐动作激发了他的灵感，得以初悟草书真谛。被贬为涪州别驾，意外地见到了怀素《自叙帖》真迹，将《自叙帖》借回家，废寝忘食地临摹和研究，草书技法由此突飞猛进。
通过兼收并蓄，大胆创新，黄庭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终得自立门户，与苏东坡、米芾、蔡襄被时人并称“宋四家”。
“诗品、书品、人品”，黄庭坚的艺术品格，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的风骨，更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精神境界。
（摘自2014年第3期《文史天地》，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