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2019年高考历史一模试题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下列各项与孟子的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是（ ）

下表所列言论出自《孙子兵法》中的不同篇目。

言论	出处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作战篇》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	《地形篇》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火攻篇》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谋攻篇》

对上述言论相同点的理解，最准确的是（   ）

“他们不能再像战国时期那样自由地兜售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不可能以投奔他国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天子垄断了知识和人才的市场，土人们要么放弃功名欲望，要么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或压抑自我的人格尊严，在这两难面前，选择后者的是多数。”促使这一局面形成的直接因素是（   ）

《红楼梦》第53回中写道，宁国府在黑山村有“八九个庄子”，荣国府有“八处庄地”，荣、宁两府的土地租给农民，并由庄头定期缴纳农产品以供荣、宁两府的日常需求。右面是黑山村向宁国府缴纳地租的清单。据此推知，当时的清朝（   ）

李鸿章在筹办轮船招商局时说：“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主持。”曾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的郑观应认为：“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以维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并强调“用官以助商力之不速”。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   ）

陈独秀曾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材料中的“国内状况”主要表现为（   ）

某历史小组开展以“月份牌”画为内容的研究性学习时，搜集到下列三幅作品。下列口号与这三幅作品所描绘的内容密切相关的是（   ）

从1973年起，中国陆续加入或重返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如国际举重联合会、国际赛艇联合会等，中国体育重新在世界体坛崭露头角。这一局面的出现主要表明（   ）

“陶片放逐法首次使用是在公元前487年。雅典人非常后悔在公元前417年放逐了煽动家希帕布罗斯，使这位无名鼠辈遭受和最杰出人士相同的命运，违背了“陶片放逐法”的立法初衷，此后雅典再未动用过此法。这里的“立法初衷”是（   ）

法国大革命之初，英国时任首相小皮特公开宣称：法国人“将享受到的那种自由正是我所崇敬的”。后来，小皮特政府以“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威胁着英国”为由，操纵议会于1794、1798年两度终止实施《人身保护法》。小皮特政府的政策转向（   ）

鉴于美国最高法院曾数次裁定新政的相关法令“违宪”而造成新政的推行阻力重重，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3月关于司法机构重组的“炉边谈话”中指出，最高法院在当时不是以一个“立法机构”而是以一个“决策机构”的形象出现的。罗斯福意在（   ）

1970年9月，第三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指出：“其他国家对不结盟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上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被富国所垄断的技术革命，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进步的主要机会”。这反映出，不结盟运动的关注点转变为（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更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材料一：刘邦称帝，初定都洛阳。多数大臣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咸皋，西有毅、渑、倍河，乡伊、洛，其阖亦足恃也。”留侯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两京制始于西周。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

——摘编自王明德《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

材料三：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

——摘编自邱国盛《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并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在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这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1936年，来到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委托宋庆龄推荐名外国医生和一名外国记者到根据地来，以便将紅色政权与釭色根裾地最真实的故事讲外界。双方的“一拍即合”使得斯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6月，斯诺来到保安（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后，受到了中共高层的热情接待，随后，斯诺开展了将近四个月的采访活动。10月，斯诺返回北平，并开始为外蝶和国内的外文报纸撰写有关他在红色报据地所见所闻的报道。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所有的报道写作。随后，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1月1日，《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同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紅军的真正形象。由此，拉开了美国众多新闻记者赴身“红区”的序幕。

——摘编自曹培鑫《书写“红色圣地”：世界新闻史上的“中国时刻”》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上述材料中选取一个史实，指出它所反映的重大历史现象，并概述和评价该历史现象。

材料：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中央苏区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圆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圆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逵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而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也同时在苏区流通。这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由于国民党长期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国剿”和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条件极为艰苦，国家银行在发行货币时缺少印制钞票的纸张、油墨等印刷材料。 1932年5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后，银行工作人员才辗转从厦门采购到彩色油墨等印刷材科。

为了统一货币，国家银行及临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又制定了一系列金融财政上的法规法令、政策章程，确立了当时红色政权统一币制的基本内容，为这一币制的实行提供了法律保证。……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并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他认识到，国家银行必须承担“驱逐劣币，回收杂币，禁用外币”的重任。这样，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必须走出去发动群众，建立兑换和回收网点，使已连成一体的中央苏区内的广大民众听从政府的号令，团结在国家银行周围，自觉维护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强大的宣传、切实可行的兑换措施、畅通的发行渠道，使得苏维埃纸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摘编自张孝忠《中央苏区的红色金融》

材料一：近期，一位德国参谋军官在和我私下里聊天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正是德国的刺刀让日本征服中国变得可能，就像 1935年和1936年，也是德国的刺刀让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变得可能那样。他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暗示德国批准日本或意大利的行动，而是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的重新武装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这使得英国无法在亚洲反对日本的行动。

——摘自美国驻德国武官史密斯的《备忘录》（1938年1月）

材料二：美国对日宣战后，德、意对美宣战，此时只有美国同时面对德日两个方向的敌人。美国国内民意主张对日复仇，军方高层也有将领主张先打日本，而美国仍然坚持了“先欧后亚”。从放弃“橙色”计划、制定“彩虹”系列计划开始，美国就不再抱着过去不结盟的思想不放了，而是充分考虑到英法是否可能成为盟友的问题，并借助盟友力量共同对付法西斯同盟。特别是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之后，法西斯同盟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意味已经十分明显。当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成为抵挡和攻打德国军队的中流砥柱。在盟友问题上，《联合国家宣言》有26个国家莶字，中国则是“被遗忘的盟友”；在政策指导上，只是“保持中国在战争之中”，让中国发挥牵制日本的作用。在《租借法案》的援助物资分配中，与英国、苏联相比，中国也是获得援助数量最少的，而且经常不能及时到位。

——摘编自任珊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先欧后亚”战略评析》

材料：利玛窦（ 1552-1610），字西泰，号大西域山人，意大利传教士。1582年，利玛窦来华，初到澳门，后到南昌、南京、北京等地。1596年冬，范礼安神甫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赋予处理中国事务的全权，并要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居留点，以争取中国皇帝的支持。1601年1月，利玛窦到达北京。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又住钦天监，随时候命进宫修理进贡的自鸣钟及洋琴。

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他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每到一地都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以打动官吏及皇帝的心。当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渴望学到先进的科技，遂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他的十六种译著涵盖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众多领域。其著作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这是一部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他也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和漆器介绍到欧洲的人，还把“四书”介绍到欧洲。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