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高考历史一轮复习第41讲《“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有学者统计，《汉书》中武帝以后立传者188人，其中士人有150人，约占80%。这从侧面反映出（    ）

在今新疆和甘肃地区保存的佛教早期造像很多衣衫单薄，甚至裸身，面部表情生动；时代较晚的洛阳龙门石窟中，造像大都表情庄严，服饰亦趋整齐。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

西汉初期，道家学说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各家学说的精髓；后来董仲舒的儒家学说也吸收阴阳五行、法、道等各种思想。促成当时学术思想上呈现这种特征的主要因素是（    ）

汉代规定：“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在门户上题字以示表彰），以兴善行。”该制度的推行意在（   ）

西方汉学家称中国古代某历史人物为“儒学的第一个神学家”。下列各项中，属于这位历史人物思想主张的是（   ）

汉代在选官制度上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惠帝、吕后开汉代“举孝授官”之先河。汉代以后，“以孝选官”的现象承袭相沿，继续存在于历代选官的体系中。据此可知，汉代“举孝授官”（   ）

古文经学的《左氏传》最符合《春秋》本义，但汉武帝却对有时故意歪曲《春秋》本义甚至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的《公羊传》最为重视。材料表明当时（   ）

秦汉时期子女的婚姻由家长决定，这是通例，但当事者本人也并非毫无发言权。如汉武帝时信阳长公主改嫁大将军卫青，东汉光武帝湖阳公主曾公开提出要嫁给宋弘，东汉末钱塘吴氏冲破家族阻挡嫁给孙坚。对此解释合理的是（    ）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废除了秦代焚书的法令；在文帝和景帝的统治下，朝廷的博士制度仍被保留，但这些博士不限于儒家传统；汉武帝时期设置众多五经博士。这表明（    ）

东汉时期，士人尊儒成风，高门世族累世经学，而魏晋时“公卿士庶罕通经业”，曹魏皇族更对“孔子之术”进行毫不容情的质疑。该变化反映出（    ）

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用意只在于确立儒学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读书人若要研究，尽可自便，只是不能用来猎取功名富贵。他认为汉代（ ）

“循吏”之名最早出现于西汉。西汉循吏者，属“奉职循理，何必威严”之官吏。循吏能“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循吏”的出现反映出当时（ ）

汉代以前，民众对人神的信仰主要是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神，而汉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有政绩的官员死后被百姓立祠祭祀的现象，如汉和帝时的王涣为民平理冤狱，死后“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成为民众新的入神信仰对象。汉代民众对人神信仰的变化（   ）

西汉前期，丞相多是功臣或功臣子弟。西汉后期，丞相则以掾史文吏和经学之士为主，自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历任丞相中齐、鲁、东海人多达11人，人数约占538％。这说明（ ）

东汉章帝初年，“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子杀之，肃宗贯（赦免）其死”，这种做法此后便作为司法断案可以比附的典型案例---决事比，直到汉和帝时被整理成“轻侮法”，对类似复仇定了从轻处罚的条款。在以后的复仇判决时，地方官吏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减免其死刊。汉代的做法从本质上反映出（    ）

中国古代天文机构是政府的重要部门，从事天象观测的人员都是朝廷官员，甚至有人担任高官并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民间私藏和研习天文学书箱被严厉禁止。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正确的是（    ）

东汉光武帝设立“举谣言”制，将民谣纳入行政监督体系，用反映地方官吏为政善恶的歌谣来决定官吏的升黜。这反映出东汉时期（    ）

秦朝实行的“书同文”“行同伦”政策，最早可以上溯到孔子，子思在《中庸》中转述孔子的话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说明（   ）

如图为汉武帝初年和汉宣帝末年法家或法吏与儒家或儒者出身的公卿所占可考公卿总数比重的变化情况示意图。此图可用于研究，汉代（    ）

中国古代统治者宣扬“敬天、法祖、忠君、保民”，汉朝以后以孝治天下，逐渐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这表明（   ）

西汉中期以后，董仲舒等人提倡将《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这种做法（   ）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虚与实——论汉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最初确立》中说：“整个汉时乃至于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儒术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所起的作用。”从上述材料可知，有学者认为（   ）

东汉班固在其著作《汉书》中记载了当时所见西汉时期各学术流派的著作，以下是各派著作数量变化的简单统计。对下表信息解读正确的是（    ）

学术流派	汉初著作数	汉武帝之后著作数
阴阳家	2种21篇	无
法家	1种31篇	无
纵横家	3种40篇	3种5篇
杂家	2种54篇	28篇

①汉初学术思想较为繁荣

②社会动乱导致文化衰落

③朝廷禁止诸子思想传播

④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

下图所示是新疆出土的东汉蜀锦“五星出东方（注：金、木、水、火、土星汇聚于东方的天文现象）利中国”护臂。该护臂工艺精美、文字激扬、意蕴丰富，它（    ）

《诗》《书》等原是孔子编订的私学教材，至汉代，位列官方史书《汉书》的《艺文志》第一大部类“六艺略”。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日知录•两汉风俗》记载“汉自孝武（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三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东汉）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材料强调的是（   ）

汉代儒学家普遍主张仁、义、礼、智、信，并且认为仁与东方的“木”相合，义与西方的“金”相合，礼与南方的“火”相合，智与北方的“水”相合，信与中央的“土”相合。这种思想表明了当时的儒学（   ）

两汉皇权大多认可“亲亲相隐”，反对惩罚亲属间的相互包庇，如西汉宣帝曾下《子匿父母等罪勿坐诏》，东汉章帝一度设立《轻侮法》，对亲亲相隐施以轻罚。据此可知汉代（   ）

下表为学者对中国先秦至两汉思想的相关研究（局部）。

具体内容	出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奉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季氏》
“定于一。”	《孟子•梁忠王上》
“天下为一，诸侯为臣。”	《荀子•儒效》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董仲舒《天人三策》

据此可知，这一时期（   ）

两汉时，司法官员经常引用《公羊春秋》、《诗》、《礼记》、《尚书》等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到魏晋时期，法律中增加了不少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的条文。这说明（   ）

西汉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以传《诗》被任命为博士；景帝时，胡母生、董仲舒以传《公羊春秋》被任命博士。由此可以推知汉初（    ）

汉景帝时，儒道两家就“武王伐纣”进行了一场大讨论。儒家认为“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以此来维护“汤武革命”的合法性。道家则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以臣伐君）也，”否定“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弄得汉景帝很尴尬。这场大讨论（    ）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演变成通经致用，成为古代学者的普遍追求始于（   ）

如图是汉代教育发展体系图示，由此反映出（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自从被先秦儒家奉为“克己复礼”的先驱，周公的形象在古代思想史上一直享有极高地位，备受古代君子的推崇。西汉虽然已经逐步确立大一统政治，但对周公“辅幼归政”的故事仍然保持着宽容和好感，汉武帝授意霍光秉政便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正因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怀有充分信任，西汉末年，王N依托周公、居摄行权的举动在当时不但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反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然而，历史并没有机械地重演。东汉建立以后，王莽作为汉室中的罪魁祸首自然成为东汉朝廷着力批判的对象。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于是乎，周公便完全退居到臣子的位置上，他那些“践祚当国”“摄行天子事”的壮举也不再被人们轻易提起，在东眼里，他完全成了一位忠臣的代表、温柔敦厚的化身。而这样一个全新的周公形象，也成为东汉政教文化的历史缩影。

——摘编自宋艳萍《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

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深刻影响着古代政治与文化的走向。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

——董仲舒《春秋繁露》

材料二：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有董仲舒参与、确立于汉代的政治教育系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了解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关键之一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