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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故事
孙犁
1935年春季，我失业居家。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而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镇上是没人订阅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庸报》等，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失意的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稿，而教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
“我想订份报纸。”“（甲）”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乙）”
“我没有钱。”“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丙）”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待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上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去自取。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可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
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他们的报纸，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登着广告的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节选自《青春余梦：孙犁散文精选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