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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鞋
韩松落
杨小萱家里，有两双鞋是动不得的。
一双是她姥姥留下的绣花鞋，粉红色的底子，绣着精致的花样。那鞋子据说是她姥姥少女时代亲手做的，一辈子也只穿过一次，在出嫁那天。杨小萱的妈妈唯一的偶像，就是会做绣花鞋的姥姥，她是杨小萱妈妈捏着绣花鞋时永恒的话题：“我，不及她的百分之一，你，不及你姥姥万分之一。”杨小萱很不耐烦：“一双绣花鞋。”她妈妈说：“你说什么？”
另一双是她哥哥留下的。杨小萱原来是有哥哥的，1978 年，她爸爸妈妈带着三岁的哥哥返回西安时，哥哥在火车站走丢，到现在也下落不明。她妈妈每每提起小哥哥，就陷入半昏迷状态，捏着小鞋子哺喃地说着:“我要是当时不拿那个搪瓷缸子去接开水……”突然又睁开眼睛，目光炯炯地盯着杨小萱：“怎么丢的不是你！”家里遇到搬家及墙缝漏水，她妈妈绝对少不了要说几句“要是你哥哥在就好了”。杨小萱也不恼：“要是我哥哥在，全球气候肯定不会变暖”。她妈妈又说：“你说什么？”。
不能跟姥姥比，更不可能跟哥哥比，杨小萱觉得自己不男不女，十分苦恼。她小时候渴望的是一双红鞋，但提都不敢提。
她是家里的隐形人。报考大学，她的目标是离家越远越好、专业越强悍越好， 于是成为交通大学道桥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顺理成章地进了施工单位，一年有大半年时间，挤在男人堆里，在荒山秃岭施工作业，心情倒非常好。好日子终于因为妈妈的电话结束，电话那头，妈妈又气急败坏又不耐烦地说：“你回来吧！回来吧！”潜台词分明是：“回来也没有用，要是你哥哥在就好了。”
那一年海南又慢慢热起来，她爸爸当初的战友找上门来，说是三万块就可以在海南买一块地算作入股，从此以后年年有分红，十分诱人，他爸爸热心地在厂子里召集入股，居然筹到了买十六份地的钱，钱一交出去，老战友立刻人间蒸发。她爸爸豪气干云地承诺由他还钱，第二天却在浴室摔了一跤，从此半身不遂，躺在床上。
除掉自己家出的那一份钱，欠的钱是四十五万。那一年，一个效益稍好的单位的员工薪水，大约是一千二百块；黄瓜，即便春节也不过两块钱一斤。杨小萱按着计算器，眼前浮现出二十二万五千斤春节的黄瓜，以及将近四百个揣着当月薪水的工人。
第二天很快来了。她挨个去那些股东家拜访，一家家承诺还钱。有人面罩寒霜， 有人连哭带骂，有人门都不给开，有人还算和气，甚至捧了茶出来，但话语间分明隔着一层，有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肯听她讲话也更像是自我安慰，也有人生怕不还他家的钱，或者还得太迟，小心翼翼地表示：“利息我们就不要了。”
她去单位请了长假，在街口盘了一间铺子，一心一意地开始卖鞋子。三个月后渐渐开始有了收益。
开始一点点地还债。她把债主分了几拨，有了钱，先还给那些家里有病人的、有孩子上学的，宽裕点，再给别的一家家还。债确实是在减少，但似乎还是太慢了， 二十二万五千斤春节的黄瓜，消失得十分缓慢。杨小萱每次坐在鞋子中间，半夜三更地贴着标签，会突然被这二十二万五千斤黄瓜压得喘不过气来，她胸口发闷，但一刻也不敢停。
她渐渐和债主们培养出一种奇异的感情，有时候她上门还钱，赶上他们吃饭， 他们也热情地招呼她，她也不客气，偶然也会坐下来吃一点，店里遇到麻烦，也找有门道的债主帮个忙，有时候去还钱，赶上他们心情好，还要推让一阵子，春节还常常把他们约齐了，一起吃个饭。
三年、五年、六年，二十二万五千斤黄瓜慢慢减少，她甚至买了一辆二手的客货两用车，又匀出钱来交了首付，买了一处新房子，把朝阳的那间给了躺在床上的爸爸和妈妈。有天，杨小萱听见妈妈跟楼下的人说“还是女儿好”，口气酷似计划生育宣传员。
杨小萱记得非常清楚，全部债务还清楚那天，是 2005 年 8 月 12 日。她曾经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天，但这一天当真来了，她却十分平静，去最安静的宾馆开了一个房间，关掉手机，一直睡到第三天的早晨。
她在自己的货品里，挑出一双红鞋子，仔细地穿在脚上。她开着车向西，一直向西，当年她造的桥，应该还在。她要去看那些桥。
（选自《小说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