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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色彩
卞毓方
杨绛先生是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典型。
1938年，杨绛和钱锺书留学法国，当时国内正值抗战初起，北平、苏州俱已沦于敌手，杨绛他们若要不回来，有一千个理由，但他们毅然选择回国，理由只有一个，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
杨绛回到上海，很长一段日子，是为谋生挣扎，她帮苏州振华母校筹办过上海分校，当过家庭教员，当过小学代课老师……1942年底，杨绛受清华前辈系友，也是戏剧家的陈麟瑞、李健吾鼓励，动手创作话剧《称心如意》。说起来，清华外文系跟戏剧大有渊源。系主任王文显是从小在英国受教育的戏剧名家，所以清华外文系涌现出一批话剧人才，如洪深、陈铨、石华父、李健吾、曹禺和张骏祥。杨绛早先曾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现在机会来了，杨绛得着证明自己的可能。她一边在小学代课，一边调动全部的积累，抓紧创作。《称心如意》很快就写了出来。那时，陈麟瑞、李健吾正主持上海职业剧团，迫切需要剧本，杨绛的习作，经二位润饰，迅速推上舞台，李健吾也粉墨登场，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
顺便说一说，杨绛本名杨季康，因为剧本需要，她就按“季康”的吴语切音，起了个笔名“杨绛”。
随着《称心如意》的走红，杨绛又一鼓作气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有评论者指出：“延续的是英式戏剧的传统，幽默与讽刺并存，讽刺的是人性的弱点，幽默的是人生的悲欢”。杨绛的剧作，每一部都受到观众的热捧。尤其是《弄真成假》，李健吾甚至认为：“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如果用颜色来代表，我想冰心是白色的，萧红是灰色的，杨绛属于紫色。”这是香港女作家舒非的感喟。
说话就到了1949年4月，解放大军兵临长江，蒋家王朝风雨飘摇。2003年，杨绛在《我们仨》中剖析自己当时的情感，她说：“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杨绛吐的是肺腑之言，他们如要走，不是没有旁例，据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杨绛的三姐夫、曾任民国政府上海市副市长的何德奎，就随一批民族资本家逃去香港。杨绛既然不走，就是打定主意为新政权服务。1949年夏，战争还没有结束，杨绛和钱锺书应母校清华的聘请，于8月24日携带女儿，乘车北上，26日抵达清华园，开始为新中国工作。
钱锺书担任教授，负责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照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同在一校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酬，钱很少。杨绛自称打“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她却拒绝了，宁愿做“散工”，自甘卑微，可以不引人注目。杨绛也是借“散工”之名，行逃会之实。比方说，妇女会组织学习，杨绛不参加——她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杨绛不参加——她不是专职教师。
杨绛和钱锺书初到清华，“行客拜坐客”，去胜因院拜访费孝通夫妇。费孝通是杨绛东吴的老同学，时任清华副教务长。后来又进城看望沈从文夫妇——钱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杨绛觉得应该主动捐弃前嫌，重新修好。
杨绛自认是边缘人，犹如披了件“隐身衣”。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的人，人家就视而不见，见了也不会跟你较真。杨绛认为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妨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萝卜白菜是家常食用的菜蔬，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珍果。杨绛家乡的童谣有“三月三，荠菜开花赛牡丹”的话，荠菜花怎赛得牡丹花呢！她曾见草丛里一种细小的青花，常猜测那是否是西方称为“勿忘我”的草花，因为它太渺小，人家不容易看见。不过她想，野草野菜开一朵小花报答阳光雨露之恩，并不求人“勿忘我”，所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