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2021年高考历史二轮复习专题：06 民国前期（近代中国的动荡与转折）

20世纪20年代，中国度量衡的状况是，“同一秤也，有公秤、私秤、米秤、油秤之分别”“同一天平也，有库平、漕平、湘平、关平之分别”“同一尺也，有海关尺、营造尺、裁衣尺、鲁班尺及京放、海放之分别”。这一状况（   ）

近代有报章载，沪上“西人每于闲暇时，喜乘铁轮小车，不用推挽，而以足蹴之……其行如风，较马车尤迅疾，然须练习多时，方能疾趋”。下列项中与“铁轮小车”相关的信息是（   ）。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评价1922-1923年中国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时指出：“一方面，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这说明（   ）。

如图为中国近代某一历史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形势示意图。图中形势形成的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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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为1906—1921年日、英、德、俄四国在华商号数量变化示意图。其中①是（   ）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平民教育运动”。如图为1919年4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许德珩对一群小商人、人力车夫和店员演说的内容摘录。这反映出知识界已初步认识到（   ）

兄弟……这回谈话的题目是“勤劳与知识”。……各位劳动的精神，我们是很佩服的，若是再能求点知识，做个有知识的劳动家，莫终日做那些有钱人的机器、富贵人家的牛马，这是我们所盼望的。

1910~1911年间，当鼠疫波及华北之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刊载了天津官院的来稿，详细介绍了鼠疫的危害、病因、症状以及预防鼠疫的方法；还开设专栏介绍防疫知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报刊宣传（   ）

五四运动后，中国舆论界出现了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的论争。到20世纪30年代末，个人主义被边缘化，个人为团体服务乃至奉献的言论拥有了绝对的权威。出现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陈独秀指出，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   ）

近代某思想家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下列与其观点相似的是（   ）

①《时务报》 ②《民报》 ③《新青年》 ④《孔子改制考》 ⑤《狂人日记》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领袖罗家伦认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在此新潮冲击下，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中国迟早会被“世界的新潮卷去”。这反映了当时中国（   ）

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胡适则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上述观点（   ）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通过农村调查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这一观点（    ）

清末、民国时期，星期制获得普遍推行。同时，一些人以盲目西化为由主张取缔星期制，一些人试图用十日一休的“旬日”古制取代星期制，一些人通过诉诸历史证明这一习俗在中国 “古己有之”。这反映出（   ）

下列主张节选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据此判断，该宣言发表于（   ）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列强尤其是日本极大的震撼。“5月5日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排日学生暴动》等文章；6月7日的报道，更是将中国学生运动称为‘学生义和团’”。这表明五四运动（   ）

1919年12月，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指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道德、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这表明当时（   ）

荣氏企业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发展，第一次是在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中，第二次是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发生之后的1919-1921年，第三次是在经历了1922-1924年的萧条之后，在1925五卅运动的推动下，企业经营再次好转。这反应了（   ）

劳工神圣”是一战后出现于中国社会响亮的口号。据统计，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这反映（ ）

表1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地农户（占全部农村人口45%）的土地占有情况。这反映了当时（   ）

表1

成分	占有亩数	占人口百分比（%）		占地百分比（%）
		有地人口	农村人口
（一）贫农	1～10	44	19.8	6
（二）中农	10～30	24	10.8	13
（三）富农	30～50	18	8.1	19
（四）中小地主	50～100	9	4.05	19
（五）大地主	100以上	5	1.25	43

民国时期，无锡一男聘结一女，已择日迎娶。女方寄信告之男方，说这门婚事是家兄一人之意，本人死不顺从。男方知晓真相，退还庚帖。这件事被喻为“女权发达之嚆矢，婚嫁文明之滥觞”。对此理解比较全面的是（ ）

《新青年》曾载文：“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这反映出该作者（   ）

有学者认为，1918年5月的请愿和1919年的五四事件标志着学生对政治事务的积极干预，但当时学生很少与政党联系；1920—1921年他们开始与政党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其中一些人参加了政党的活动；1922年到1924年学生开始参加政党的组织工作，因1924年国民党采取争取学生入党的政策而达到高潮。对材料解读正确的是（   ）

国人曾对巴黎和会充满期待，希望能够废除“二十一条”。但“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这种变化反映出（   ）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通过农村调查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这一观点 （    ）

关于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作过如此解释：“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这体现了陈独秀 （    ）

在五四运动前的《新青年》杂志中，民主更多意味着“思想民主”，有着疏离政治的明显倾向。五四运动后，民主转而成为强调人民参与权的“政治民主”，学生、工人和妇女分别从民主概念中找到了罢课、罢工和离开家庭的正当性。这一转变 （    ）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竺可桢（1890～1974），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918年，他怀抱“科学救国”理想从美国回到中国。1920年，他与柳诒徽共同主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部，培养了胡焕庸等一批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1927年，筹建中央气象研究所，后出任所长。抗战前夕，中央气象研究所在各省设置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站，出版了中国气象资料，为我国的气象学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学理之研究重于物质之享受”，于艰难环境中苦心创业。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亲自主持和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领导或指导了我国地理的综合考察、自然区划、历次地理学规划等工作。根据国家需要，他又组织了西北沙漠、西南南水北调地区以及黑龙江等省、区的考察，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参考数据。

——据《竺可桢全集》等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随着清政府的倒台，新政权的成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文化事亚也与时俱进，以适应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的历史现实。……清末所制定的“忠君、尊孔、商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宋旨显然有悖于时代潮流。1912年 1月，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之始就发表《对于授育方针之意见》一文，首次使用“教育方针”的术语，分析研究了封建专制时代的传统教育与资产阶级共和时代新教育的根本不同。他批评清末教育“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进而提出了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1912年7月。民国教育部最终公布了民国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就是民国初年“四育并提”的教育宗旨。

——摘编自吴洪成、樊凯《简论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嬗变》

材料：东西文明之互争雄长,历史上之遗迹已数见不鲜,将来二种文明果常在冲突轧轹之中,抑有融会调和之日,或一种文明竟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决之问题。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李大钊1918年7月《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1919～1922年，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论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胡适）

“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黄凌霜）

材料二：“必须有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陈独秀）

材料：在中共早期建党史上，有“北李”与“南陈”之说，“北李”指李大钊，“南陈”指陈独秀，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最早的追求者，但由于思想察赋与个人喜好的差异，二人的思想样态与信从之途存在一定的不同。就李大钊而论，因为有稍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经历以及重视理论实效性的特点，故能比较快地对十月革命有所反应，并能由此及彼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迅速地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反观陈独秀，对理论的态度迥乎有别，对此晚年的他曾有清楚的自省，称自己“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世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这种忌“空谈”的禀性既决定了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应相对迟滞，也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的把握，从而不但导致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之路历时较长，也形塑了其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学说长时间交杂并存的思想样态。

——摘编自靳希光《“南陈北李”的协作与分野》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格义”就是用比较和类比的方法来解释和理解跨文化背景的哲学概念。）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材料三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先进中国人开始了“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的漫长历程，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他们的探索活动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