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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作家迟子建做客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深圳综合性媒体《晶报》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晶报：香港是国际大都市，您认为它产生文学的土壤在哪里？您对香港文学有什么样的观察？
迟子建：香港文学是多元的，比如金庸、西西等作家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对于香港这样的地方，大家往往会讲其都市性，尤其突出其金融中心的一面，而对自然的渴望貌似欠缺一些。我这几天沿着地铁周边四处行走，在轩尼诗道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铺，各种药房、杂货铺、腊味店、小酒吧等等，我觉得这些市井处充满香港的人间烟火气，接近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接近文学的本体。
作为北方作家，我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驻过校，我感受到大学生对文学的渴望。香港虽然商业化痕迹很重，但是，一些小书店就像顽强的草一样，生命力很旺盛。我以为，只要人类对艺术有渴望，文学依然有其生存空间。现在很多人会说文学已死，纸媒必然会被代替，等等。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报纸、书都有其美妙之处，是电子的东西无法替代的，汉字在自然的光影之下，是如此的妥帖，它让我们闻到生活的气息，我以为，报纸和文学永远有它们生存的空间。
晶报：听说您每年都会回到故乡，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小村子里住一段时间，您觉得故乡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滋养？
迟子建：我在香港大学住过两个月，我特别不适应南方，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永不凋零的绿树叶，感觉像妖树一样。
我喜欢四季分明的北方，冬天过后，每个生命的复苏都让人惊奇。秋天来了，叶子凋零了，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生命自然的历程，对生死也更有感悟力。大家可以看到我作品的死亡意识很强，因为我每天都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风景，植物每年都在死亡，也会再生。我是悲观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山川草木，死是必然的。大家看我的《群山之巅》，里面有灾难、死亡的描述，而在自我赎罪的部分，我不会让他们进行简单的报复，而是希望从复杂的人性意义上，让他们在青山绿水之间进行自我放逐与自我救赎，让他们自己背上十字架。
我特别喜欢故乡的冬天，万物肃杀，我的思维也变得比较敏捷，经常是对着窗外的一片白雪写作。
在故乡的冬天，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进门烤火，一瞬间的暖，就像寒冷冬天的一缕宗教之光。生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我的笔下没有绝对的恶人与善人，恶人身上也有人性之光，这是文学之美。我愿意平等地看待恶人。
晶报：从1983年开始写作到今天，您拿过各种大奖，您最终的文学理想是什么？获奖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迟子建：我的写作当然跟拿奖没有关系，我记得1986年获得鲁迅文学奖，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故乡被通知的。那种感觉很平淡。我写作的过程，是与自己的内心搏斗，是与生活的世界搏斗，因为对这个世界有思考，有不平，所以特别想倾诉。文学是我的伙伴，它是我表达心中理念的渠道。
我从小生活在北极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列车员。如今，我不求书畅销，而是希望自己能够坚持文学理想，写最想写的东西，写到白发苍苍，还不断有进步。我希望自己老时，能做到“不说人间陈俗事，声声只赞白莲花”。
晶报：您的《群山之巅》中有一些与时事相关的内容，比如投毒案。您认为作家该如何处理与当下这个时代的关系？
迟子建：如果一本书是一棵大树的话，《群山之巅》中的投毒案，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分叉，如果大家只是关注到这一个小点，作为写作者，那真的是太寒心了。
作家当然要关注当下，作家的笔要像医生手中的针，把社会的脓包挑开，虽然这个过程会流出恶臭，作家本人也会心力交瘁。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做这件事，能够让时代的人物懂得自我救赎，懂得赎罪，让人物能够有自我发现。
事实上，新闻事件引发作家写作，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比如海明威写过两次世界大战，其作品影响深远，是对战争做了文学的表达。世界经典名作《包法利夫人》《复活》等都是有原型的。我认为，一个作家一方面不能丢弃审美，但同时也不要刻意营造世外桃源，我们要努力营造文学意义上的大千世界。
（摘编自《迟子建：写作是与自己内心搏斗的过程》，《当代》20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