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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斧头的记忆
赵明山
改变我命运的人叫储国恩,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文新县大队的大队长。他个子不高,方脸阔嘴,黝黑粗壮,不像个带兵的队长,倒像个卖苦力的。储国恩把我掂在手里,用大拇指试着我的舌刃,他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突然抡起我劈向一根木头。在我深深嵌进木头的那一刻,奇袭姜庄子的作战方案已经成竹在胸。
很快,我和另外15把斧子别在了16名战士的腰里,这些战士来自县大队和二区小队,我们要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文安城南姜庄子据点刚刚住进一群鬼子,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村,给鬼子的脑袋搬搬家。大队长在动员会上说,论武器装备,论兵力部署,县大队都明显处于劣势,姜庄子据点不仅有25个日本鬼子,还有百十号伪军协防,硬拼代价太大,只能智取,出奇制胜。
他们开会商量的时候,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时间是1942年阴历正月初八,春节刚过,天空像黑黢黢的锅底压下来,零零星星的雪花像锅里掉下来的米粒儿。他们开会的村子叫牛各庄,在文安城东北方向,距姜庄子30多里。16名战士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姜庄子,伺机行动。
漆黑的夜,漆黑的路,寒风卷着雪花抽打在战士们的脸上,也打在我的身上。我躁动不安,内心有一种情绪在奔涌,大队长觉察到了,安抚着我,摸摸我的头,让我冷静。
我数了数,他们16个人除了每人一把斧子,只带了7支短枪。这不是去玩儿命吗?要知道姜庄子据点里有一门野炮、两挺机枪、30来支三八大盖儿和短枪,一屋子的弹药。这还不算伪军的装备。那天有个孩子送来情报,据点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孩子是县大队的眼线,为据点里的鬼子扫地,把犄角旮旯都给扫描了。
研究作战计划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步棋太险,孤军深入,敌众我寡,恐有不测。储国恩马上接过话茬:我们唯一的胜算就在于冒险。如果连日本鬼子都认为我们不敢冒这个险,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等出了正月,鬼子建了岗楼、挖了封锁沟,再想下手就难上加难了。大家心里明白,大队长也是被逼的,县委和县大队已经没有了退路,姜庄子据点像一根毒刺楔入了抗日根据地,建成半个月,县里的工作就受到很大影响,上下不通,左右不畅,不及时剔除这根毒刺,损失不可估量。
我们是正月初八前半夜进入的姜庄子。战士们头上冒着热气,嘴里吐着热气,我们身上闪着寒气。
我们杀进鬼子据点是正月初九的凌晨,天似亮非亮,站岗的哨兵偷偷回屋取暖,做早饭的伙夫刚刚打开门。战士们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伙夫当时就晕成了一摊泥。日本鬼子睡觉很讲究,每人一个睡袋,三九天也脱光了,像头煺了毛的猪钻进去。我们的到来终结了他们的美梦。要不是有个鬼子开了枪,这场战斗会更漂亮,会成为一场更为经典的斧头战,不用一颗子弹就把鬼子们送上西天。伴随着鬼子的枪声,一名战士倒下了,他手里的斧子掉在了地上。即使最后是激烈的枪声为胜利画上句号,这场战斗仍被传颂为“姜庄子斧头战”,受到冀中军区司令员通令嘉奖。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血的滋味,侵略者的血。因为这场战斗,我被载入史册。时至今日,在华北地区一提起“姜庄子斧头战”几乎无人不晓,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
战斗结束后,大队长指挥打扫战场,我在他手里左顾右盼,生怕漏掉一个喘气的脑袋。院子里躺着21具鬼子的尸体,仓皇逃跑的4个鬼子也在村边被“报销”了。我一不留神碰到了那门三八野炮,发出响亮的金属之声。我的面前,横躺竖卧着缴获的武器,野炮、机枪、步枪、弹药。我在它们面前昂首阔步,它们向我低下了头,连那门向来仰着脖子不可一世的野炮,也跪在我的脚下。我轻轻敲击着它们,有几分胜利的快感。
从腊月二十三鬼子进驻,到正月初九被县大队一锅端,姜庄子据点只存在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这大概是中国战场上最短命的日军据点了。鬼子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煞费苦心构筑的堡垒,连同他们的脑袋,被十几把斧子砍得七零八落,不到一个小时,灰飞烟灭。
当敌人的援军赶到时,县大队的战士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县委机关都转移了。鬼子也不是白跑一趟,收尸的活儿正等着他们呢。村边协防的伪军脚底下抹油,差不多跑光了。
一场战斗,让我名垂青史,但我不愿过多分享文新县大队的荣誉,我不能喧宾夺主,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战士张广寿,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姜庄子。我没有走进历史博物馆,战争结束后,我悄悄回到农民家里,继续劈柴。
(《小小说月刊》2021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