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西南大学附高2022-2023学年高三下学期历史拔尖强基定时2月质检试卷

东周以前，“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而在《孟子》一书中百姓一词共出现了十九次，而其中只有一次是指贵族，其他十八次均指平民布衣。这一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   ）

商代和西周的文字是统一的。春秋以降，关东各国文字日趋分化，俗体流行。到战国时，各国“文字异形”，与传统写法大相径庭，只有周王室和秦国文字是在传统的正体写法基础上稳健发展。这反映出（   ）

秦汉两代朝廷非常重视道路的建设。秦兼并六国之后，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西汉武帝时，在秦成果的基础上，开辟了通向西南、西域、夜郎等地的交通道路；东汉的都城洛阳则是“处于中土，平夷洞达，万方幅凑”的交通枢钮。这些成就的取得（   ）

一般来说，汉代监察官只拥有监察权而没有处置权。对监察对象的处罚要报请所属长官，或与司法部门协调处理。各级官吏对监察官的行为也有监督作用，可以随时上书弹劾监察官。这表明汉代（   ）

晚明苏州地方官黄希宪说：“吴中五方杂处，日食甚繁……吴所产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江南所需的粮食的一半是从湖广、江西及皖南运来。雍正帝在朱批中道“朕知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这主要是由于江南地区（    ）

 1858年京师“官兵所领止有实米二成，其余按折色定价”，同时清政府鼓励民间商人补给京仓，并将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这主要是由于（   ）

 1684年，清朝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1885年，清朝设立台湾省，强化对台湾的管辖。这一变化（   ）

下图是中国近代某一历史时期的革命形势发展示意图。这一时期（    ）

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决议提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苏维埃愿意给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

权……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在此，中共主张（    ）

据统计，仅在1951年，农民对工业品特别是对轻工业日用品的购买力，就比1950年提高了25%左右。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   ）

法国科学家笛卡儿（1596—1650）曾指着他即将解剖的一筐兔子，告诉一位访问者说：“这里便是我的书籍”。他认为科学研究应该（    ）

下图最适合用来说明（    ）

1918年11月，扎格鲁尔要求英军撤出埃及，成立立宪的独立埃及政府，并发起了全国性的签名运动。这（    ）

1928年，美国总统在竞选演说中宣称，“只要让我们继续执行过去8年的政策，我们借上帝之助，很快将看到贫穷从这个国家消失的日子”。这反映当时美国（    ）

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的飞机制造业、军火业、造船业等军需企业予以彻底摧毁、拆除。1952年，美国却将战后没收的850家军需企业归还给日本政府。这基于（    ）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同发展的国家。各民族交往交融，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进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材料一：清入关后，密切关注边疆事务，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完成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帝国。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朝抽去了“大一统”理论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形成以推崇“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

——摘编自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材料二：

民国时期，封建帝制被废除，民族平等被写入约法和宪法，推动了边疆民族观的进步。治边思想由古代的“守中治边”到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在边疆地区的施政方针上，由“因俗而治”转变为促进边疆内地化。措施上，提出了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在边疆推行省县制，改土归流、改革盟旗制度等，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制定并实施了开发和建设边疆的经济政策，同时开展边疆教育，提高边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

——摘编自马玉华《治边政策：从清代到民国的梳理》等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是一个庞大的制度系统，往往寓“协商”于决策之中。秦朝凡是重大事件如议帝号、封建、封禅等都与大臣商议。汉代承袭此制，协商的议题更为广泛，如立嗣、立法、人事任免、教育、盐铁专卖、边事、出战、迁都等重大问题都要协商。集议一般由丞相、御史大夫主持，如果议题特别重要皇帝也会参加或主持。参加集议的人数根据议题牵涉面而定，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百人。汉代设置了针对国家某项重大政策的“专题协商”会：如有关经济民生领域的盐铁专卖会议等。隋唐建立起一套“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施行”三省六部制的“决策—执行”机制。在明清两代，一些重大问题决策、重要人事选任、重大案件审理通常都要进行不同方式的协商。

——摘编自齐惠《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协商”因素》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长城

材料：在鸦片战争前，长城在中国主要是作为一种苍桑、悲凉的象征物为人们所认识，并且具有浓厚的保守和令人畏惧的负面色彩。

鸦片战争后，一些文人志士开始通过长城表达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的思想，如林则徐就曾在遣戍伊犁途经凉州时写下“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的诗，长城在这一时期初现国家象征意义的端倪。

1933年开始，在中国先后出现了“血肉长城”“钢铁长城”等词语，特别是之后最流行的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号召国民“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起到凝聚人心、动员全民的作用，此后以长城为题材的歌曲、照片绘画、诗歌等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象征的观念为广大民众普遍认同。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其中的“不到长城非好又，屈指行程二万”一句展现了强烈的鼓舞力量与乐观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明确指代国家及政权的元素上开始大量使用“长城”符号或形象，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历套人民币上几乎都有长城的形界，在新中国的外交活动中长城元素也大量使用。长城的象征意义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摘编自王雁《论长城国家象征意义的形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近代以来长城国家象征意义的形成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