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类文本阅读
材料一：
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关于《史记》中的史论，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太史公曰”。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试图从经济发展中探寻社会发展的原因。在《货殖列传》中，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说：“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怎样才算是“贤”呢？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德才兼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对于史书注释，许多人认为这纯粹是史料性的东西，没有什么理论含量。这是对史书注释的误解。比如，元代学者胡三省不仅对《资治通鉴》在文字方面作了详细注释，辨析史事上记载的讹误和前人注释的错误，而且对以前的历史学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很多评论，这些评论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比如，《资治通鉴》记梁武帝称：“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官人，亦不食国家之食。”这自然是十足的欺人谎言。对此，胡三省在注释中加以无情揭露：“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官，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这就以人所共知的事实揭穿了梁武帝的骗人鬼话。尤其可贵的是，胡三省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国家上下衣食住行，无不出于“民力”。他在《资治通鉴注》中还特别强调历史的善恶惩劝作用，认为《资治通鉴》正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所以他在注释中不厌其烦地指出：“《通鉴》书之以为后世戒。”“后之守国者，尚鉴兹哉！”
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史学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应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使我国史学发展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不忘本来，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充足养料。
（摘编自仓修良《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
材料二：
史学何为？史学的重大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真正的史学家都将认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
经世致用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当代老一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追求，也是当下和今后史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20世纪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如郭沫若、胡绳、侯外庐、范文澜、夏鼐、白寿彝、刘大年等。近些年兴起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乡村史、城市史等研究，有很多成果就是史学研究对社会关怀的体现，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表现。
伟大的时代必然高度重视对历史的总结和传承。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历史问题，才能回答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才能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要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努力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史学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史学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必将有更大作为。
（摘编自高翔《新时代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