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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历史学研究中，鲁迅、茅盾、老舍、闻一多等人的作品经常被当作佐证史料而引用。现代文学能够被用作历史研究之辅助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固有的“以文见史”传统的存在。所谓“以文见史”，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历史互动关系的概括，它既是作家面对历史的观念传统，又是作品处理文本与现实关系的写作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在反思历史、关注现实方面成就卓著，各个时期的文学潮流中都存在一个清晰的历史维度。
“以文见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传统。文学参与历史建构的传统在五四文学之前的进步人士那里就已经开启。中国现代文学与历史深度融合，积淀成一种前后相继的写作现象，并演化为具有本质意义的写作传统。现代作家在“人”的建构过程中，首选的是历史批判的路径，而不是将世俗生活合法化的路径，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是如此。
历史是中国现代作家倾心审视与观照的一片邈远、深沉的疆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写过孔子的事迹，如曹聚仁的《孔老夫子》、冯至的《仲尼之将丧》、陈子展的《楚狂与孔子》等。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不断出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包括人文始祖女娲（鲁迅《补天》），历史豪杰伍子胥（冯至《伍子胥》），精神气节的代表人物文天祥（郑振铎《桂公塘》），及众多能臣谋士，如信陵君（廖沫沙《信陵君之归》）、苏秦（魏金枝《苏秦之死》）等。此外，歌颂高尚文人的作品中亦不乏佳作，如何其芳的《王子猷》、唐弢的《晓风杨柳》等。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书写，是沟通过去与当下的精神通道，有助于促进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中国革命与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使文学天然地关注历史进程。现代文学的纪实功能十分强大，民族国家重大事件与其文学呈现之间的时间差非常小，这是现代文学“以文见史”传统的醒目标志。各时期的主流文学全面折射出历史的风云变幻，文学由此逐渐确立了新历史观，并参与了历史的意义重构。
“以文见史”传统与中国现代伦理变迁息息相关。新伦理的建构依托历史资源的例子大量存在。伦理辩驳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历史小说中大量出现，抗战文学把民族安全至上提升为最高伦理原则。中国作家善于到历史中寻求伦理变革的依托。在这里，伦理变革与“以文见史”传统相遇并形成相互映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文见史”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形式变革密不可分。历史小说、新歌剧、随感录、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叙事诗中都有历史的踪影。现代作家突破了传统平话和历史演义的局限，从而为历史表达创造了新形式。例如，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朱东润的历史人物传记、谭正璧的历史小说等，都在文学形式上创造了新范式，而新范式的诞生与历史语境有着必然的关联。
对“以文见史”传统的认知有助于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文学与历史都以关注人性为前提，这就使某些文学作品在生成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具备认知价值。从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培育出的审美意识是社会化审美意识，对这种意识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审美价值的动态性和社会性，从而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以文见史”传统的一个重要侧面。
“以文见史”传统为文学接受者与批评者带来了指向未来的愿景。文学中的历史书写总是带着对公平、正义乃至乌托邦的向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精神并不是“向后看”的精神，而是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未来”的精神。这一传统不仅折射出历史规律，而且用指向未来的愿景为社会进步带来隐形的助力。
（摘编自王寰鹏《中国现代文学“以文见史”的写作传统》）
材料二：
在近年的当代小说中，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开始越来越引人关注。习近平同志在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中，非常明确地谈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其中当然也隐含着对于当代文学的批评。习近平同志说：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我们并不是要求作家像历史学家那样去追求历史事件、历史情节的绝对真实，而是要求必须尊重历史本质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便叙事者在历史事件与情节的描绘上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真实，但这一基础如若并非建立在历史本质的契合之上，我们也不能说这是真实的历史叙述。反之，即使对于某些历史的描写，其事件与情节完全出于虚构，但却在更高层面呈现了特定时代的本质规律，也依然可以看作是真实的历史。
（摘编自徐刚《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