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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和军队
何其芳
……我们在采黄蒿扎防空伪装，用白布缝棉袜，把破军服撕成布条，打草鞋。我们将有一次行军。到哪儿去呢，要走多远呢，因为是军事秘密，我还不知道。我能够告诉你的，只是我决心跟着这军队走一趟。现在我带着一本厚厚的练习簿，一支自来水笔，去接近战争。
我从前是多么憎恶战争啊，我曾经称它为“人工制造的死亡”。我曾经痛恨过人类为什么愚蠢到不断地举行大规模的自我屠杀。当我读到那个世界闻名的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在论文里攻击着军队，我曾经热烈地同意过。那些鞭子一样的句子我已不能背诵出了。大致他是说那些专门从事杀人的人不但不知羞耻，反而像雄鸡一样在街上排队走着，穿着漂亮的制服，而且奏着军乐。我那时也认为他们应该感到羞耻，因为农人能够种出五谷，工人能够做出各种物品，而他们却只会制造残废和尸体。
我对军队的憎恶不仅由于书本知识，和我幼年的生活也有关系。在我的家乡，在二十年以前，买东西少给钱，拉夫，随便打骂人是一般军队的“纪律”。县城里还驻扎过一个由土匪编成的团，他们轮流地，一连两连地化装到乡下去抢劫，绑票，攻打寨子，算作“关饷”。
然而抗战使我纠正了这种朴素的情感和见解。我不能不承认人只要不至于甘心被杀死，被当作奴隶，即使憎恶杀人也得拿起武器。我不能不感谢那些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着的兵士，靠了他们，农人才能够在土地上播种五谷，工人才能够在工厂里制造物品。我才清楚地看见了两种不同的战争：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的战争。
而且我感到了做一个人的责任，尤其是做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从四川投奔到华北。
我第一次和几个八路军的兵士坐在一辆没有篷的汽车里的时候，我不但不畏惧他们，而且感到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对我谈着山西游击战中的许多事，谈着“长征”，谈着他们的家乡和幼年。当我们结束了从西安到延安的三天旅行，当我们下了车，当我们将要分别，我和他们亲热地拉手。我想到了通过这些粗糙的手，自由的新中国将要被建立，幸福的生活将要被带来。
现在我将跟着这样的一些兵士去行军。我自己也早已像一个兵士了，穿着棉军服，戴着军帽。
……
抢过同蒲路的晚上，日本军队从几里路外的据点乱放着炮，我们没有理他。抢过平汉路的晚上，我们的队伍刚过了一大半，一列日本军队的巡路车驶来了。然而与其说它惊动了我们，不如说我们惊动了它，因为它很快地逃走了，没有停留，也没有放一声枪。第二天，我们在辽阔的平原上行军，日本的飞机来追了我们五次，丢了不少的炸弹，放了不少机关枪，我们牺牲了一名同志。
我急于要向你说的是这次行动使我清楚地了解了华北抗战的情形，了解了装备如此不完善的八路军为什么能够坚持如此艰巨的华北抗战，了解了为什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沿途并没有特别为我们建筑兵房，整个队伍分住在几个村子，而在每个村子里又分住在许多人家，每天晚上我们和老百姓在一起。当我们进屋的时候，走的时候，或者借用东西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客气地说“打扰你们”，或者“麻烦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回答也总是一些亲切的话语，“咱们都是一家人”“咱们军民合作”，或者“咱们不都是为了打日本嘛！”我们的队伍白天经过村子的时候，村子里的老头儿，小孩儿，男的，女的，披着老羊皮的，穿着红裤子的，总是从家里跑出来，拥挤地站在街边，看我们过。有时指着我们俘虏来的高大的日本马，说：“那是匹洋马。”但在从前，就在抗战刚发生的时候，老百姓对旁的军队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欢迎”——队伍还没有到村子，他们便早已逃到山里去了。
进入了晋察冀边区，我们便看见了欢迎我们的标语和放在路边让我们喝的开水。当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突然热烈地喊起口号来了。一些很简单的口号：“欢迎八路军”“坚持抗战”，或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听着那从心里面喊出来的声音，我真愿意做一个为他们去战死的兵士。
刚才我到村公所去和几个老百姓谈了一会儿。他们告诉我一些故事，又对我发出了一些问题：“听说政府下命令，无论哪部分的军队见着老百姓都要敬礼，是吗？”一个中年人问我。对于这个被他很郑重地提出来的问题，我回答：“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命令。”同时我心里笑着：“抗战后军民关系的变化是多么大呵，从前他们看见戴军帽的人就逃跑，现在却想着兵士们给他们敬礼了。”当我和他们告别的时候，我真的就给他们行了一个举手礼……
1939年（作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