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版高中历史纲要（上）第4课 西汉与东汉统一——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课时作业

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一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被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王莽此举（ ） 

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师，以发扬《春秋》微言大义为己任，他对“元年春王正月”做了进一步发挥：“《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董仲舒的这一做法有助于（ ） 

西汉建立后，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把下列哪一项定为首要任务（ ） 

秦王朝建立至汉武帝初年，铁器的应用已经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制作的铁器物美价廉。而在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官府制造生产的铁器农具，质量不佳且价格较高，妨碍农事。这说明（   ）

汉成帝（前33年——前7年在位）时，有官员上书曰∶"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亡（无）吴、楚、燕、梁之势。”这说明，当时（ ） 

董仲舒将《春秋》中的自然变化与社会政治的变化联系起来，提出“天人感应”理论。提出皇帝是上天的代言人，即“天子”代表上天治理人世。风调雨顺即是天子贤明，灾害频繁即是上天在向天子示警。这一理论的出现（ ）

汉光武帝指出“天地之性以人为贵”，规定杀奴婢者不得减罪，虐待奴婢者要依法惩办。并多次下诏，大量放免奴婢为庶人，流民多返乡里。这一措施（ ）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实行“焚书”。后又因儒生议论始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始皇发怒实行“坑儒”。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实行（ ） 

根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汉武帝元朔年间，河间王国一次分封了12个侯国，城阳王国则分封了33个侯国，梁王国和楚王国分封了1—2个侯国，连边远的长沙王国也分封了15个侯国。这些分封（ ） 

东汉时期，有这样一群人拥有特权，朝廷用人主要从他们当中选取，累世尊贵显达。另外他们还广占土地，隐庇人口，拥有私人武装，横行郡县，权势有时超过官府。材料可用来印证东汉时期（ ） 

从汉代开始，国家的正史往往会包括称为“灾异”“祥瑞”或者“五行”的内容，其中记载气候灾变时常常联系于政府的行为。与这一现象密切相关的思想是（    ）

下图反映了东汉中后期（ ）                                                                                                     

外戚专权	邓太后临朝邓挚（邓太后兄）执政	阎太后临朝阎显（阎太后兄）执政	梁太后临朝梁冀（梁太后兄）执政	窦太后临朝窦武（窦太后父）专权
宦官专权	李倒、江京等	孙程	单超、具瑗、唐衡	曹节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初置。”《汉书·郑言传》载：“自元狩（汉武帝年号）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汉代在河西设置的四郡是武威、张掖、酒泉和（ ） 

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记载了桑弘羊在与贤良文学之士对话中提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桑弘羊意在（ ） 

公元189年，天下“诸侯”共讨董卓之时，益州牧刘焉不但拒不出兵，还从由中原流亡至四川的数万流民中，编选出一支精壮部队。两年后，荆州牧刘表上奏朝廷，称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暗喻其图谋不轨）”，中央派出的使臣和将领却屡屡被刘焉击杀。由此可知，当时（    ）

《汉官仪》记载，东汉时期，百官在每年年尾会获得一笔“腊赐”（类似“年终奖”），其中大将军、三公能得到钱20万（一说3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几乎相当于他们一年的官俸。这一做法易导致（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学派	内容
儒家	在宏观层面发展出一种跨越宗族和等级的开放性代际合作伦理—即“师道”。这种做法极大消减了“宗法制”天然封闭性的缺点，是儒家对中国文明最杰出贡献之一
墨家	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和鬼神会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法家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

 材料二 汉代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需要进入一种休养生息的“自然状态”，这为道家理论提供了实践场所。然而，伴随社会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合作类型又多样化起来。此时，倾向于回避社会的道家，很难适时满足现实社会对多样性合作伦理的需求。在形而上方面，董仲舒着力论述了“道”和“天”，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并以“天道无二”来加强“天”的统摄力。其次，董仲舒部分吸收了法家和道家，重新系统性阐释了儒家，使得儒家原先重点解释的社会合作伦理更加丰富和有力。在个体自合作上，董仲舒区分了“性”与“情”，区分了“性之已善”和“未善”，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管之性”。这些做法极大舒缓了对普通大众过高的道德要求，并有助于强调教化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自彭睿《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种社会合作视角的尝试性解读》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汉初的恢复措施，大都以对秦政的反思、否定作为出发点。陆贾为汉高祖著《新语》，将秦亡原因归结为暴政和过度压榨，指出在用暴力手段夺取天下后，必须改用宽缓的手段治理天下。 

 ——据张帆《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多数诸侯王蔑视国法，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有的还觊觎皇位。文帝时，商人由于买得高爵而社会政治地位日高，再加上他们的经济力量，开始勾结官府，为非作歹，投资于土地，成为豪强。汉武帝即位时，政治与社会已到了必须大力变革的时候。 

 ——据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汉王朝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至汉武帝即位数岁，“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府库余货财”。在汉匈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决心改变自汉高祖以来对匈奴奉行不辍的和亲政策，试图通过战争手段去征服匈奴，彻底解决汉匈矛盾。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采纳主战派王恢的意见，遣兵30万于马邑伏击匈奴，由此揭开了大规模汉匈战争的序幕。……正是在汉武帝以武力征伐为主、以经济文化渗透为辅的对匈奴政策的作用下，至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最终走上了奉藩称臣的道路。 

 ——摘编自马勇《汉武帝对匈奴政策新论》 

 材料二 汉武帝在急欲认知西域诸国的刺激下，授张骞为中郎将，令偕持节副使多人，携牛羊万头与数千万金帛，向西域进发。从此次出使的结果看，尽管说服乌孙东归河西、共讨匈奴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却促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的呼罗珊一带）、身毒（今印度的印度河流域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等西域诸国相继归附西汉王朝，致使“西北国始通于汉矣”。为了保证通往西域诸国的道路畅通无阻，汉武帝于河西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四大军事重镇）控制河西交通，横贯欧亚非大陆、沟通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由此开辟。 

 ——摘编自高福顺《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变迁与历史意义》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先秦儒学继承了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希望统治者实行仁德之治，善待、关爱民众。同时，他主张富民、惠民，提倡“仁者爱人”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理论，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和谐思想是儒家思想中又一个核心理念。孔子提出“身”“家”“国”相统一的和谐关系，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通过修身、齐家、治国的顺序，达到“天下平”的目的。孟子主张“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了和谐理念中的善治和秩序良好。荀子积极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其政治和谐思想的核心是“隆礼重法”，他把“和齐百姓”、人民安居乐业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李森《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和谐发展思想》 

 材料二 刘邦统一天下后，国家残破、经济调零，内有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控制着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外有北方强敌匈奴伺机骚扰。这种局面决定了刘邦在建国之初，既不能用法家思想治国，又不能用儒家思想安邦，只能选择黄老之术。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对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国家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而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于是他必然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摘编自樊海永《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