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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之夜
杨朔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的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灰色军帽。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出来，又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孩子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他的声音仍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不到一刻钟，我听见警察也从对面房间出来，皮鞋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他站在我眼前。一种熟悉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么？我住在对面房间，警察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提议去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他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的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战场，然而小孩总牵掣她。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
“勇敢点吧，你该做大众的母亲，不要做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离开家庭。抛在身后的是他们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怎样在吃苦，他们感到羞惭，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她。
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电光的照射，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的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兵士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顶好早早回栈房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一九三八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