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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 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 是杨 绛居住了 37 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 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 103 岁的杨 绛静悄悄地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近来， 邻居也少见她了。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 而是她习惯了。“钱钟书先生在时，他 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 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杨绛， 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 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钟书的任何冒犯。去年， 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钟书、钱瑗以及自 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 4 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 20 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 赔偿， 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1938 年， 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钟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 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 舷窗外， 一会儿全是水， 一会儿全是天， 波动幅度 大， 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钟书， 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 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 样永远头在天之下， 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钟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 为人之道也 如此。
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 见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 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 另一部分 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 钟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 她当过中学校长，给 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 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后来， 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 杨绛 立即辞职， 跟随几个朋友创作剧本， 解决家里营生。
1941 年， 钱钟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 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钟书的写作， 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 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 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 心甘情愿做“灶下 婢”。钱钟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 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抗战后期， 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 烧不着； 掺少了，又不经烧。为了省煤， 杨绛自己和泥， 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 300 斤 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 掺上煤灰自制煤饼， 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 的衣服。钱钟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 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 是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后来， 公公病重， 问婆婆：“我死后， 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杨绛字季康） 过。”杨绛之贤， 由此可见一斑。
1998 年 12 月 19 日凌晨，钱钟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 钱钟书已经合上一只眼， 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 轻轻在他耳边说：“你 放心， 有我呐!”
如今，“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 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 《斐多》， 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 2000 年， 中译本《斐多》出版， 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 学译本”。
之后， 在那张钱钟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 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的工作。 2003 年出版 3 卷《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 年出版 20 卷《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现在， 还有 100 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 一位 103 岁的老人， 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 扫现场”。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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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 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 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 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 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杨绛）
②从仲夏到中秋，我们走进杨绛的世界。在杨绛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 我们 惦记她，是在惦记这个时代缺少的美好品质。 （采访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