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一第5课 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与管理巩固练习

《明大诰》不仅对官员事前受贿作出了基础性的规定，也对事后受贿的行为作出了规定，还将官吏家人索贿纳入其中；此外，规定涉及官员的赃罪在具体量刑时不能适用赎刑。明代的这些规定（ ）

宋朝科举考试严格限定考生户籍，不得随意“附贯”考试，士人在科举考试前必须有人为其担保、审核其籍贯、才学、品行、职业、年龄等信息，如考生出现上述违制行为，担保者则会受到处罚。以上规定意在（   ）

有学者指出，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将人分为三六九等，门阀子弟与寒门子弟在社会地位上判若云泥，在九品中正制下，这种选官机会的不平等显得尤为严重。而科举制使大部分人能够参与到较为公平的选拔中。该学者旨在说明（ ）

《礼记·王制》记载：“（西周）凡官民，（以民众中有才能的人为官）材必先论（考察）之，论辨（明白、清楚）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爵人于朝（指公开授予爵位），与士共之。”这反映了当时（ ）

汉代官吏升迁除逐级而进外，还存在不按秩等次第、大幅度越级而迁或打破任期限制、短期内晋升的“超迁”特殊形态。尹湾汉墓简牍等出土资料显示，超迁不限于京官或地方郡县长吏，也包括郡县低级属吏甚至更基层的胥吏。这体现出（    ）

西汉刺史虽“秩六百石”，但监察范围广泛，包括政、刑、民、选署等诸多方面，监察对象主要为地方郡国二千石官员，故有人评价道：“刺史位卑却权重，以贱治贵。”这一评价折射出，刺史制度（ ）

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下令“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次年会试中，中举472人，是建朝以来取士最多的一次。明朝中期，科举取士规模缩小，定额在300人左右。嘉靖改革时期，进士人数又重新达到400人以上。明代科举进士人数的变化表明（   ）

西汉察举制下已经出现了秀才、明经等考试科目。隋朝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后增加经世致用的考查内容，最终形成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立的选官制度。这主要有助于隋朝（   ） 

明清两朝时期，中国的读书人若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不下五十万，如果把童生也算在内的话，则以百万计；他们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外，多数人成为在各地基层生活的知识分子。这说明科举制（ ）

明代“三法司”是指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指重大刑狱要由三部门共同完成，刑部主审理、都察院主纠察、大理寺主驳正，这是当时重要的司法和监察制度。由此可见，明代（ ）

有学者指出：“（唐朝时）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作者意在说明 （ ）

有思想家批评中国古代的某一选官制度是“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该制度为（ ）

宋太宗时，文臣成为政事堂和枢密院长官的主要人选。文官占据了军队高中级将领的大部分职位，大战在即时也主要由文臣统军出战。边境州军长官也多由文官担任，甚至有的知县还兼任兵马都监、监押。这些举措（ ）

按唐制，官员考核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为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秤、 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能不同，分别制定最高标准进行考核，定出不同等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奖惩办法。这表明，唐代官员考核（ ）

北宋真宗、仁宗年间，原来的注疏经学不受待见，社会上兴起了以新见地解读经书真意的新学风，这种风气逐渐风靡天下，形成所谓的“宋学”，这个学界动态很快反映到朝廷政策之中，就有了新科明经考试制度。由此反映了宋代（    ）

董仲舒曾向汉武帝进言：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担任皇帝的警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这一建议（ ）

①将选官权收归中央

②才学成为选官的首要标准

③与察举制形成有关

④有利于加强对官员的监察

材料一：随着空前统一的新王朝出现，高度集中的皇权巩固，需要不断地削弱地方士族势力，选拔新的文化官僚来接替士族手中的权力，充实国家对地方的控制。隋文帝在吏部收归对地方官吏选举权的同时，有意打破维护士族利益的察举制，取消“以族取人”的门户界限，充分发掘和利用察举制中试策考试的公平竞争因素，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标准，分科选拔和任免治理大一统国家的文官队伍。

——张希清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材料二：在建文二年至水乐二十二年9科殿试中，明廷共录取进士1939人，其中南方6直省共1622人，占同期全国进士总数的83.65％……这种进士地理分布呈现出南北相差悬殊的局面，不仅严重压抑了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脱颖而出，而且不利于明朝加强对全国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统治，增强边远落后地区对朝廷的向心力。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仁宗谕礼部臣曰：“科举之士，须南北兼取。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以十分论，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尔等其定设各布政司名数以闻。”

——郭培费《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

景泰二年（1451年）户科给事中李侃等奏：今年会试，礼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词质实，江南之人文词风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洪武三十年，太祖高皇帝怒所取之偏，选北人韩克忠等六十一人赐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又命大臣杨士奇等定议取士之额，南人什六、北人什四。今礼部妄奏变更，意欲专以文词多取南人，乞敕多官会议，今后取士之额虽不可拘，而南北之分则不可改。

对此，礼部回复：“顷者诏书，科举自景泰元年为始，一遵永乐年间例行。本部查得，永乐二十年间，凡开八科，所取进士皆不分南北。已经奏允。今侃称礼部变更，意专以文词多取南人。夫乡举里选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将何所据？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圣如周公、孔子，大贤如颜、曾、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远伯玉骥，左都御史玉翱、玉文，皆永乐间不分南北所取进士，今岂可预谓北无其人？况本部止遵诏奏书行，即不曾奏请多取南人、少取北人。今各官所言如是，乞敕翰林院定议。”命遵诏书行，侃等所言不允。

——摘编自《明英宗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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