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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2023-2024学年高中语文高二选择性必修中册5《人应当坚持正义》同步练习

作者UID:20939035
日期: 202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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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最难于接受的便是规劝。试想为了使这帖良药而不苦口,人们曾经尝试过多少方法?或依赖于优美之文辞,或凭借于动听之韵律,或乞求于警策之谈吐,或借势于简练之箴言,因而使自己的一番意思,能够达之于人。

然而在所有上述种种进言方法之中,我以为最为有效的一种,也即是最为人们所欣然乐从的一种,则再无过于寓言,不拘这寓言以何种形式出现。如其我们能以这种方法进行劝说或提出忠告,其效果将远胜于其他各种,理由是这个方式最不易招致人们的恶感,也最不易引起各种反对。

这种方法之妙,只需稍加思索,便不难明白。首先,一般阅读寓言之际,我们往往不觉自己在受人指教,而是自己在教自己。我们阅读某人的书,不过读其故事而已,至于那规箴劝诫,则只是我们自己得出的结论,而非出自作者的传授。于是书中种种道德教训遂入人于无形,我们受教于非所预期,进德益智于不知不觉。总之借助于此法,人之茅塞既经洞开,遂自信其处处无不在自己引领自己,因而也不易唤起一般在听人劝说时的不快之感。

其次,我们如对人性稍加体察,必将发现,人心通常最感悦怿之际,亦即当人所从事的活动能使人对其自身的完美与才力有所感觉之时。心灵的这种极为自然的虚荣之感,在阅读寓言一类书时往往最能得到餍足;原因在阅读这类作品时,整个写作活动也仿佛有了他的一半;这时每个发现也即是他自己的发现;而读的过程亦即是将此人此事不绝地用于某个环境的过程,因而就这方面而言,则一个人自己既为书的读者,亦为书的作者。于是毫不奇怪,遇到这种情形,即当一个人的心智对其自身甚感满意,又能对其种种发现发生兴味,这时他必对引起这一切的某部作品深具好感。正是这种原因,《押沙龙与亚希多弗》遂成为英国诗中迄今最负盛名的篇章。诗的本身固然极佳,但即令写得再好,如其构制不能予读者以从中驰骋其才智的机会,谅其亦未必会这样脍炙人口。

(节选自艾迪生《论劝谏》,有删改)

为什么寓言是进言最有效的方法?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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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齐国故城小城西门的外建筑基址群,近日正式被确认为稷下学宫遗址。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的高等学府,东周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盛景就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

关于稷下学宫的位置,多部历史文献都指向齐故城西门外,不过没有言明究竟是在齐故城大城西门外还是小城西门外。另有说法认为,稷下学宫在小城南门外,或稷山之下。但中国历史上所办官学,都附属于政治中心,往往处于国家中枢的西侧,因此稷下学宫不会建在荒郊的稷山下,只会处于齐故城附近。而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除了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这处建筑基址群,其余文献言及的地方,均已排除。

考古发现,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紧贴小城而筑,小城城壕直接把其圈护在内,可见两者是一体规划、一体建设的。(如图所示)田氏代齐后,把宫城从大城内迁到小城,同时决定兴建稷下学宫。如此,既把官学置于肘腋之处,便于利用和控制;也将之与中枢相隔,内外判然有别。从这样的设置中可以看到,田氏代齐迁都与建设稷下学宫并举,争霸天下的雄心昭然若揭。

(摘编自蒋肖斌《稷下学宫遗址确认,那是中国“最早的大学”》)

材料二:

为什么是在稷下学宫发生了百家争鸣?除了稷下学宫为学者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还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学术思想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创时期,其标志就是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和墨子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以及他们创立的学派:道家、儒家和墨家。第二个阶段是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这是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以百家争鸣为主要标志。

这两个阶段是前后衔接的,没有中断过。如果更加具体、细致地考察,就会发现学术思想在先秦时期并非匀速发展,而是越到后期发展越快。在前一阶段,学派数目还不多,主要是儒、道、墨三家,而且都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彼此之间交流较少。到了第二个阶段,百家争鸣才真正展开,并迅速达到了高潮。

前一阶段学术思想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交流条件。首先是交通不便,列国之间都是山川阻隔,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即便坐车也要很久才能到另外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分散而居,彼此隔绝。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各种思想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促进。战国中期以前,一直缺少一个固定的场所,以便学术思想的交流、争辩。齐桓公田午创立稷下学宫,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个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交流,一百多年间容纳了当时几乎所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因此,进入稷下学宫时期,严格意义的百家争鸣才真正开始,可以说,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中进行的。

(摘编自朱子钰等《没有稷下学宫,就没有“百家争鸣”》)

材料三:

稷下学宫历经150余年,与古希腊的雅典学园几乎同时出现,堪称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大学堂”之一,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稷下学宫所处的时代背景广阔而复杂,发展历程艰难曲折,所涉史实多、容量大,取舍难度也非常大,此前缺少地下文物和文献资料的支撑。将这一重要的历史题材制作成一部高品质的纪录片,十分考验创作者。

《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以5集的体量探寻稷下之学,通过多种视听语言较好实现了古今对话,展现出历史文化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创作者将思想的定力,转化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自信。

纪录片在娓娓叙事中生动再现历史、还原场景,将两千多年前稷下学宫的漫长历史与丰富内涵展示出来,让人们在真实、具体、美好的体验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该片以稷下学宫发展史及影响轨迹为主线并贯穿始终,重大事件标注公元纪年,以增强历史感和清晰度。时间上,由战国时期延展到汉武帝时期;空间上,由齐都临淄而至秦汉都城,真实展现了稷下学宫如文化大树一般的巍峨雄姿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时,围绕重点人物讲故事,通过具体鲜活的历史人物故事,最大限度展示历史场景,还原稷下之学的重大事件和思想内涵,以人物之间的师承关系和相互影响来串接史实、丰富主线,使所有人物和故事紧紧围绕稷下学宫展开,鲜活生动、引人入胜。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也是该片的追求。专家讲解和经典文献的阐释,贯穿在重要历史节点和历史人物命运的转折处,观众可跟随专家的讲述,加深对稷下学宫历史及其深层次文化肌理的认知。该片还以点睛之笔,将一些与稷下学宫相关的成语典故,如“一鸣惊人”“门庭若市”“孙庞斗智”“滥竽充数”等,融入故事中,既突显主题,又增强了可看性。这些精心的构思和丰富的呈现穿插交织,较好地实现了历史题材的创造性转化,让观众获得酣畅淋漓的视听感受。

(摘编自王志民《用影像展现稷下学宫的历史内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何运用理性能力来认识道德,苏格拉底的典型方法是辩证法,亦即亚里士多德视为他的主要贡献的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比如说,他问你什么是美德,你举出正义、节制、勇敢、豪爽等等,他就追问你,你根据什么把这些不同的东西都称作美德,迫使你去思考它们的共性,寻求美德本身的定义。为了界定美德,你也许又必须谈到正义,他就嘲笑你仍在用美德的一种来定义整个美德。所有这类讨论几乎都不了了之,结果只是使被问者承认对原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知道,但苏格拉底也未能为所讨论的概念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从逻辑上说,这很好解释,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关系中被界定,并不存在不涉及其他概念的纯粹概念。但是,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概念,至少存在着纯粹的至高的善,它是一切美德的终极根源和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真正用意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人心固有向善的倾向,应该把它唤醒,循此倾向去追寻它的源头。然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便会发现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不可能真正到达那个源头。只有神能够认识至高的善,人的理性只能朝那个方向追寻。因此,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不过,能够追寻就已经是好事,表明灵魂中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爱智慧是潜藏在人的灵魂中的最宝贵特质,哲学的作用就是催生这种特质。这便是苏格拉底以接生婆自居的含义。但哲学家不具备神的智慧,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所以他又说神禁止他生育。

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普遍性定义究竟是观念还是实存,他所说的神究竟是比喻还是实指,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也无意分得太清。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怎样正当地生活。宗教家断言神的绝对存在,哲学家则告诉我们,不管神是否存在,我们都要当作它是存在的那样生活,关心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活的意义远过于生活本身。

(摘编自周国平《苏格拉底——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材料二:

70岁的孔子是人间的立法者。更具体地说,孔子是传统习惯、社会规范与是非标准的传承者、提炼者、制定者,他通过《春秋》的编纂,礼乐诗书的整理,并以招徒讲学等方式,把整套具有规范性的话语体系全面推向社会、推向未来,从而完成了为天地立心、为人间立法的使命。可以想象,当孔子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是指:自己心之所想,就是“矩”;把心之所想付诸言行,就是“垂范”;一种“示范性的言行”,不就是一套“静态规矩”的“动态表达”么?谈何“逾矩”?既然如此,对于70岁的孔子来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都是正当的,没有“逾矩”的顾虑。这,就是70岁的孔子所享有的自由。

孔子作为立法者享有的这种“从心所欲”式的自由,苏格拉底大概是难以体会的。苏格拉底不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捍卫者,更无意为当下及未来制定永久性的规范或权威性的标准。大致说来,苏格拉底是一个秉承神意的使者,更具体地说,他是流行观念的质疑者,人生价值的省察者,德性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唤醒者、劝告者、责备者……履行这样一些角色,既是神的要求,同时也使苏格拉底经常被置于公众趣味的对立面。譬如,普通公众都偏爱积累钱财、猎取名誉,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德性与智慧更加重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公众的趣味;再譬如,肥大的良种马喜欢懒洋洋地睡大觉,苏格拉底却偏要做一只马虻,一心只想刺激这匹懒马,让它清醒过来,这就难免引起懒马的厌烦甚至愤懑;懒马如果要摆脱马虻的刺激,不受打扰地酣睡,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处死这只讨厌的马虻,——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其实就代表了一匹懒马对一只马虻的正常态度,这,就是苏格拉底作为一只马虻的命运。换言之,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再做一只马虻,除非他也与懒马一起酣睡,然而,那还是苏格拉底吗?因此,在苏格拉底与雅典公众的对峙中,苏格拉底要么放弃马虻的神圣职责,要么选择死亡,舍此二途,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苏格拉底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他不自由的根源。

(摘编自喻中《七旬圣贤的境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材料三: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敬神明”的罪名判处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判决执行前夕,苏格拉底的朋友格黎东潜入监狱,试图劝说他越狱逃跑。)

苏格拉底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一块研究吧。要是你对我所说的话有异议,请提出反驳吧,我会听的。要不,你就别再向我重复那句话,要我违背雅典人的意愿跑掉。我虽然很愿意你把我说服,使我按照你的意思办,却只能说服,不能勉强。现在请你看看我开始这一考察的方式是否令你满意,请你尽可能诚恳地回答我的问题。

格黎东我试试看。

苏格拉底请告诉我:是不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故意做不正当的事?是不是在某某情况下可做,在别的情况下不许做?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曾经多次同意,而且现在刚刚说过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做不正当的事都是既不好又不美的?……是不是我们必须承受一些比死刑更加重或者比较轻的刑罚?是不是做不正当的事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做此事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是邪恶的、可耻的?我们要不要这样说?

格黎东要。

苏格拉底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做不正当的事了。

格黎东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既然根本不能做不正当的事,那就连那个人们所相信的以不正当报不正当也不行吗?

格黎东看来不行。

苏格拉底怎么啦,对人做坏事行不行?

格黎东当然不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怎么啦?以坏报坏,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格黎东当然不正当。

苏格拉底因为对人做坏事跟做不正当的事是一样的。

格黎东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那就既不能以坏报坏,也不能对人做不正当的事,不管人家对我们做的什么事。

(摘编自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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