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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2024-2025学年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古诗词诵读《春江花月夜》同步练习

作者UID:20939035
日期: 202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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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名进入古诗

彭程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面对地图时,也总是古诗词最能够以生动的姿态呈现的时刻。

目光摩挲过一个个地名,旁边那些或大或小的圆圈或圆点,在幻觉中次第打开。仿佛是岩溶地带大山峭壁之上的洞穴,外部看去并不大,一旦进入,却会发现溶洞宽阔,石笋奇诡,暗河幽深。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下,藏匿着自然、历史、民俗……一个物质和精神的丰富浩大的谱系。而与这种感觉几乎同步,此时耳畔也总是会响起古诗词铿锵有力或婉转悠扬的音调,在眼前幻化成为一幅幅画面。

譬如此刻,目光所及之处,是甘肃武威。西汉初,武威为匈奴所占据。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大败匈奴,为彰显大汉的“武功军威”而命名此地。不过在漫长岁月中,它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凉州。凉州,地名二字中已经有了凛冽的寒意,①入诗,更是漫溢出边地的荒凉和戍人的哀愁。甚至“凉州词”在唐代成为专门的曲调,很多诗人依调填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白石黄沙古战场,边风吹冷旅人裳” ……从汉唐到明清,一片愁云惨雾,飘荡舒卷在西北大漠戈壁之上。

如果一个地方是一只瓷器,诗词便是表面上闪亮的釉彩。因为这些诗句,一个原本抽象单调的地名变得具体而生动,有了色彩、声音和气息。一行诗句便是一条通道,让我得以穿越时光的漫漫长廊,驰目于辽阔的天空和大地,徜徉在幽静的山林和庭院,欣赏四时风光,感受八方习俗。

爱默生说过:诗人是为万物重新命名者。有一些地方,虽然早已经地老天荒地存在着,但长时间里都只是一种物质形态的面貌,枯燥粗糙。只有在经过文人墨客的描绘后,才变得具有精神性。诗文是一种加持,为地名灌注了灵动的气质。仿佛出色的匠人手里捏出的泥人,被吹拂进了生命的气息,活灵活现。于是一切大为不同。正如郁孤台,本是僻远闭塞的赣州古城墙上的一处亭台,却因为南宋词人辛弃疾写有“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词句,而得以广为人知。

当一些地名被再三引用,被反复言说,它就上升为一种意象,具备了符号的功能。阳关象征了离别,北邙寓意着死亡。蓬莱是来世的向往,昆仑是仙界的居所。金谷园是奢靡的狂欢,乌衣巷是繁华的落幕……在这样的场合,对这些地名的理解程度,又直接取决于阅读者精神文化的蕴积。没有对母语的热爱,缺乏对历史和传统的沉浸,就难以窥见字面背后的精微和玄奥,难以感知到那些不尽之意,言外之旨,声音中的声音,味道里的味道。

向往某一个地方,反映出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情感维度和美学嗜好。总有一些地方,最能够与处于某个生命时段的你,产生同频共振。③时间和空间的共谋,孕育出某一类文化的气质,精神的风度。而诗句,这时便扮演了有力的证人角色。

青春时代,梦想的栖息地是江南吴越。感官的筵席一场场排开,声音和色彩浑然一体:“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以诗为舟楫,我划入了那一片湖面。在苇荡、乌桕和桑树之间,波光滟滟,莲叶田田。

时光悄然流逝。从某一时刻起,浪漫绮丽的少年轻愁遁隐了,内心开始向往北地的雄浑和寥廓,苍凉和悲怆。“为嫌诗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清代黄仲则这句诗,成为一种新的美学召唤。向北,向西,一种迥异的境界在面前展开,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是“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是“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 ……

就这样,经由诗句的陶冶,一处地点便不再是单纯的外在客体,而内化为精神世界的某个元件;它又仿佛是一帖试纸,能够检测出灵魂中存在的元素。

古诗词是一棵大树,根系深扎在过去,纷披的枝叶却一直伸展到今天,它永远处于生长中。今天生活的每一种状态,人们情感的每一次波动,大自然的每一副表情,都可以从丰富浩瀚的古代诗歌中,获得印证,找见共鸣,听到回声。一首首诗词,正是一个个的接引者,引领读者步入人生与社会的广阔庭院,在今与昔、恒常与变易的对话中,加深对于世界和生活的理解。

仔细盯着地图上的一个个地名,时间久了,④那些圆圈圆点就会幻化成一个个泉眼。想象一番,那些被以不同音调吟诵的诗句,岂不正仿佛泉水的汩汩滔滔之声?

泉水不竭地涌流,诗歌也一代代地传诵。吟唱着山河苍茫,岁月沧桑,生命浩荡。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月5日,有删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像与象:人的对象化

从严格意义上说,“意象”中“象”的含义应该更接近“像”,因为后者不仅更加具备主客统一的内涵,也可更好地对审美呈现进行囊括。“象”字属于象形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含义是“大象”。“像”为后起字,按照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的说法,其含义为“似也”,在战国以后的小篆中被普遍使用,并形成与本字分庭抗礼的状态。由此可见,《系辞》将“象”释为“像”并非偶然,一方面它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则预示着人们观照外物时具备了更多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在魏晋以后愈演愈烈,从而促进了“审美意象”观念的逐渐产生和成熟。钟嵘《诗品序》开篇即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从气化生物、衍及性情的角度看待艺术的起源。在行文过程中又将“物”具体化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由此可见,真实性情与物象逐渐开始获得了统一,象与意合一的主观之“像”的内涵开始具备雏形。与钟嵘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有“窥意象而运斤”的表述,历来被视作“意象”概念施用于文学领域的标志,但是此处的“意象”更多是指创作者“想象中的形象”,或者说是外在物象在心中的投影,其中缺少了对呈现在作品中的形象(“像”)进行涵盖的维度。

唐代文人通过对各种艺术实践的理论言说,推动了意象理论的完善。皎然在《诗议》中称“境象不一”,承认形象本身的复杂样态,继而又说“义贯众象,而无定质”。按照他的说法,凡是熔铸了主观情思的想象都可纳入意象的范围,因此他已经注意到了意象在时代艺术中的普遍存在。在《唐朝名画录》中,朱景玄认为绘画可在点墨之间实现“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的境界。到了晚唐张彦远则明确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这里谈到了“形似”,又谈到了“立意”,而且前者要服务于后者,这一过程中“像”的含义变得丰满,魏晋“意象”理论中缺失的作品中形象(即客观之“像”)的维度被补充起来。

但客观而言,对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深掘还是在文学领域,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学的特殊属性,还取决于文人自身杰出的文化修养。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外之象”的命题,这是对文学意象高级形态的概括,亦可看成对作品中呈现的形象的肯定。至此,客观物象、主观意象、审美意象获得了统一,意象也成了统摄世界维度、主观维度、呈现雄度的综合性概念。

理与象:意象的现代化

实际上,宋代文论并不重视意象范畴,这方面甚至逊色于之前的唐代和之后的明清。究其原因,一方面,受理学大背景的整体影响,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宋人往往更加强调后者,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意象的看法。文学作品往往成了表达哲理的工具,其中蕴含的形象自然变得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经历了唐代的汪洋恣肆,宋型文化变得更加老成,在文学审美倾向上推崇以淡为美。这种趋势由欧阳修、梅尧臣开端,自然、古淡是他们的创作宗旨,到了苏轼更是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为艺术批评原则。

到了明代,文学意象论实现了真正的自觉。意象范畴被广泛运用于诗文批评和诗文创作之中。比如李东阳评韩愈“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两句时,称“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处耳”,评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极桥霜”两句时,称“意象具足,始为难得”。可见,他已经将“意象”作为专门的理论概念进行使用了,其含义与今天的用法已十分接近。同样,在其诗文创作中“意象”也被广泛使用,比如“气喷为云血成汗,意象矫矫腾高空”(《画马歌》)、“若有人兮街门之下,兰渚之滨,体貌质野,意象清真“(《见南轩赋》)。由此可看出,意象不仅被视作文学领域中的特殊形象,甚至也有将其泛化为超拔人物气象的趋势。这说明“意象”概念已被普遍认可,且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之中。

“意象”范畴在明代既已建构完成,清代学者在论述深度和广度方面并未有实质性推进。意象问题在清代原地踏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一理论本身经过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明人的建构,留下来的开掘空间已少之又少;其次,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蓬勃发展,诗词的地位开始动摇,清代的情况更为明显,这种背景下文人对意象问题的热情被对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所淹没。因此,清人往往从广义形象的大维度来重新审视“象”的问题,章学诚的总结最具代表性:“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六艺”中除了《诗》与《易》以外,《书》《礼》《春秋》《乐》大都带有叙事特征。章学诚的这种认知一方面有还原“象”之本来含义的味道,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意象也绝非仅仅局限于抒情文体(尤其是诗歌)之中,其对叙事作品同样适用。这为除诗词以外的其他文学样式中形象的合法性找到了根据。可以说,这种认知既是对意象范畴的正本清源,也为现代文论中意象范畴的再度扩容提供了基础。

(摘编自韩伟《“意象”范畴三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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