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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冬不改清坚节(节选)
——忆陈望道先生
胡奇光
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年间，正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复旦大学也不例外。老校长陈望道先生沉稳地应对风云变幻，坚守学术独立的正路。他像寒风中的翠竹，不改变那清明坚贞的气节。
（一）
我1957年进复旦求学。入学三个月，即听到先生的学术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报告里，他大谈读书，在这反右斗争的情势下多少有点奇特吧。他说读书有快读、慢读之分。在讲到“慢读”时，他撇下稿子，看着我们，慢慢地说：“你读书，读到有一天，有一本书上的一两页字，叫你翻来覆去地读，读它一两个星期，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说是进步了!”
有这么神么?!我立即把这奇特的说法默诵两遍，储存在我的记忆里。
第二年，我拜读先生的学术著作《修辞学发凡》，真的被书中谈修辞同题旨和情境的那两页黏住了，翻来覆去读，那就不止一两个星期啰。
(二)
1958年教育革命中，大家讨论大学的培养目标。先生作为一校之长，却别有所见。他说：“谈到全面发展，我看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还可加上一个美育……”当场没人反对，可是到了“文革”时，这个意见竟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只因为毛主席只作过要使学生“在德、智、体几个方面得到发展”的指示。但金子总要发光的。到如今，赞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三）
我们提出要搞“近百年语文运动史”的调查，先生很是支持。那天，先生很高兴，讲了不少语文运动中的逸事，特别是大众语运动讲得更细。我现在还想得起先生讲话时右手一推、左手一挡的神态。先生说：“复古派批判白话文不够“文”，要退回到文言文去，我们上海的一批文化人批判白话文不够“白”，要提倡一种比白话文更白的大众语……这样做，为的是让我们多年拼命争得的白话文能健康地发展。”说到这里，他脸上绽出了笑容。先生顶着复古逆风，发起大众语运动之后，即使有反对白话文的言论，再也不能形成气候了。
(四)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主流报纸上出现了“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这些表述我们建国方针的流行语。我当时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成语里常见的“发愤图强”而用并不常见的“发奋图强”呢?
先生主张用“发奋图强”。先生说：“愤怒的“愤”和奋发的“奋”语音相同，语意相关，稍有点差异。用愤怒的“愤”，大多是受到外界的刺激。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这个道理看，用奋发的“奋”更好些。不管是有刺激也好，没有刺激也好，反正中国人民历来是奋发有为、力争上游的!”
(五)
大概在1974年夏秋之交，我有事去语言研究室。我看到那绿瓦楼房背阴处，先生正靠在竹椅上休息。他已是84岁高龄了，穿着白衬衫、蓝长裤，有病缠身，人瘦了，颧骨更突出了，我看了有点辛酸。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关于《修辞学发凡》修订的一段对话：“望老近来在修订《发凡》?”
“唔。”他慢慢坐直身子，看着我说，“如何修改得好?我想请你贡献一点意见。”那时出版的书刊，要体现批儒评法的精神，文中又要大引毛主席语录，这些于《发凡》实不相宜。我只说了一句：“修辞与题旨情境的关系，是全书的纲，不要改。”
“唔。”他好像点了点头，停顿一下，他又说：“至于修辞格还可以增些，如“影射”就可列入。”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