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龟兹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业贸易重镇。唐朝统一西域后,将安西都护府的府治从西州移设龟兹。龟兹作为西域军政中心地位的确立,对其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营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为保障双方的交易顺利进行,安西都护府专门设置有负责突厥马匹交易的“突厥院”⋯⋯“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名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
——摘编自张安福、卞亚男《安西都护府与唐代龟兹商贸的发展》
材料二:从9世纪末到13世纪,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兴起,东西海上往来逐渐频繁起来;同时,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对立,使丝路上的安全难以保障,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东西驿路又畅通了,马可·波罗就是沿着陆路东来的,丝路又繁荣一时。明朝建立后,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的东西海上交通发达起来,虽然出嘉峪关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陆上丝路作为中西交通路线已远不如海路重要。
——摘编自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
材料三:“一带一路”倡议既沿承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又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突破,将区域之间的有机联系转化成为主动的倡议与战略,使得边疆成为重要的节点与中心,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边疆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应该看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面临边疆自身的许多变化,但是无疑这也是中国边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朱金春《“一带一路”与中国边疆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