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在讲“主旋律”，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但正如一百个人心目中有一百个哈姆莱特一样，人们对“主旋律”各有各的理解，甚至比对哈姆莱特的分歧更大。
在引入西方乐理之前，中国语言里本无“旋律”一词。那位将Melody对译为旋律的人恐怕不曾想到这个词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可以让人从心所欲地做出难以捉摸的解释，塞进各自想标示的内涵。以至各人讲各人的“主旋律”，彼此都如聋人对话，莫名对方之妙。
词语是可以假借的，一个领域按譬喻原则使用别的领域的词语，使表述的意思更为生动活泼。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能将黄瓜按自己的需要当作茄子用。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一逾矩，就乱了套，不像话了。
旋律，用中国旧有的话，就是曲调，即按不同音阶的音符组成悦耳的乐句。主旋律，就是体现乐曲的乐思的基本乐句或乐段，乐曲的开展部分由主旋律生发、变化和繁衍而来；全曲的和声、配器都要服务于簇拥出主旋律的目的。然而，正是这常识规范着人做譬喻，假借于别的事物或场合，否则就文不对题，不知所云了。打个比方，假借来的词语用以譬喻社会运动，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会以抗日救亡为主旋律，解放战争时期会以反蒋的武装斗争为主旋律，等等。
文学艺术，依其自身的规律和健康发展的需要，要以表达的意旨来宣泄人民的心声，呈现真实，要以人生批判、文化批判为主旋律，否则，文学艺术就会失去自己应有的主旋律而阒寂，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只剩下以“主题先行”和“三突出”为主旋律的八盘样板菜和一个小说厨子。
毫无疑问，文学艺术只应在不违背自己的使命（这使命构成它自己的主旋律）的情况下，能顺应或配合主导社会运动的主旋律。不利于文学艺术实现自身的主旋律会损害文学艺术，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强迫文学艺术服从阶级斗争的主旋律，把阶级斗争作为唯一的主旋律。而这个唯一的主旋律恰好正是把文学送上末路的送葬曲旋律。这是历史毫不客气地证明了的。
强使文学艺术以单一的主旋律为自己的主旋律，具体运作中肯定会使政治降而为政策。这样的主旋律自然会排斥判断，排斥独立思考，从而也就封杀了创造，堵塞掉一切思维活动的生机。
文学艺术当然有它的主旋律，凡是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效力的文学艺术的主旋律，应是直面现实人生并超越现实人生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倘若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等的主旋律合乎自己的主旋律，或部分合乎自己的主旋律，则可以同调，可以协奏；反之，就各唱各的调，万不得已时便只能停弦歌唱。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主旋律必须坚守；当然，这有时很难。但不坚守自己的主旋律，就丧失了自己——这，难道还需要重新再诉述一番历史教训吗？
（摘编自何满子《说“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