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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2023-2024学年高中语文必修下册《哈姆莱特(节选)》同步练习

作者UID:20939035
日期: 202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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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到处都在讲“主旋律”,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但正如一百个人心目中有一百个哈姆莱特一样,人们对“主旋律”各有各的理解,甚至比对哈姆莱特的分歧更大。

在引入西方乐理之前,中国语言里本无“旋律”一词。那位将Melody对译为旋律的人恐怕不曾想到这个词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可以让人从心所欲地做出难以捉摸的解释,塞进各自想标示的内涵。以至各人讲各人的“主旋律”,彼此都如聋人对话,莫名对方之妙。

词语是可以假借的,一个领域按譬喻原则使用别的领域的词语,使表述的意思更为生动活泼。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能将黄瓜按自己的需要当作茄子用。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一逾矩,就乱了套,不像话了。

旋律,用中国旧有的话,就是曲调,即按不同音阶的音符组成悦耳的乐句。主旋律,就是体现乐曲的乐思的基本乐句或乐段,乐曲的开展部分由主旋律生发、变化和繁衍而来;全曲的和声、配器都要服务于簇拥出主旋律的目的。然而,正是这常识规范着人做譬喻,假借于别的事物或场合,否则就文不对题,不知所云了。打个比方,假借来的词语用以譬喻社会运动,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会以抗日救亡为主旋律,解放战争时期会以反蒋的武装斗争为主旋律,等等。

文学艺术,依其自身的规律和健康发展的需要,要以表达的意旨来宣泄人民的心声,呈现真实,要以人生批判、文化批判为主旋律,否则,文学艺术就会失去自己应有的主旋律而阒寂,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只剩下以“主题先行”和“三突出”为主旋律的八盘样板菜和一个小说厨子。

毫无疑问,文学艺术只应在不违背自己的使命(这使命构成它自己的主旋律)的情况下,能顺应或配合主导社会运动的主旋律。不利于文学艺术实现自身的主旋律会损害文学艺术,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强迫文学艺术服从阶级斗争的主旋律,把阶级斗争作为唯一的主旋律。而这个唯一的主旋律恰好正是把文学送上末路的送葬曲旋律。这是历史毫不客气地证明了的。

强使文学艺术以单一的主旋律为自己的主旋律,具体运作中肯定会使政治降而为政策。这样的主旋律自然会排斥判断,排斥独立思考,从而也就封杀了创造,堵塞掉一切思维活动的生机。

文学艺术当然有它的主旋律,凡是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效力的文学艺术的主旋律,应是直面现实人生并超越现实人生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倘若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等的主旋律合乎自己的主旋律,或部分合乎自己的主旋律,则可以同调,可以协奏;反之,就各唱各的调,万不得已时便只能停弦歌唱。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主旋律必须坚守;当然,这有时很难。但不坚守自己的主旋律,就丧失了自己——这,难道还需要重新再诉述一番历史教训吗?

(摘编自何满子《说“主旋律”》)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

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了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选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选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选自教鹤然《“文学真实”的维度》)

文学类阅读-单文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司马迁:生存还是毁灭(节选)

鲍鹏山

面对着司马迁,我惶恐不能下笔已经很久了。我感到他无比巨大的存在,却无法把握他的一丝踪影。于是,一个白天一个白天我在校园里转悠,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我在书房中叹息。我的纸上没有写出一个字。……

我不知不觉地低声吟诵出下面的文字: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这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一段有名的台词。当我吟诵到“一柄小小的刀子”时,我的心头一惊:太史公!你的那柄小小的刀子呢?

也许是司马迁所从事的事业太伟大了,上天不得不给他一些曲折与折辱;他将要达到的成就太伟大了,他的经历似乎不能太单纯。就在他的创作进行到第六个年头时,也就是公元前99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为李陵辩护,武帝大怒,下司马迁狱。第二年,司马迁被判死刑。

当满朝文武都在对一个没有申辩机会的败将李陵,“媒孽其短”,必欲置那哀哀无告的一门老小于死地时,只有他挺身反抗!而反抗的结果,不仅不能挽救李氏一门老小被斩尽杀绝的命运,他自己也被判了极刑!

汉律,死刑可以用钱赎,也可以改施宫刑。钱,秩比六百石的司马迁是没有的,亲朋好友们如何呢—“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既没有帮他出钱的,也没有帮他求情的。看来,他只有独自面对那些冷酷的刀笔之吏,在死刑与宫刑之间做出无比艰难的抉择了!

那柄小小的刀子在眼前晃动。是抓起它,闪电般了结自己的一生,一了百了,还是对它投以轻蔑的一笑,挥挥手,拂去它,忍辱负重,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那一年,他四十七岁,早已不惑而届知天命,以他的学问与境界,早已视死如归。

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如果他此时死了:

“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他人微位轻,死了,也没有人注意到他。

“不能与死节者比”——现在去死,不是死于节,而是死于罪。人们会认为他是由于“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所以,不能死!

司马迁赏识那些轰轰烈烈的死,也歌颂那些隐忍就功名的生。他喜欢屈原、项羽、李广这样的掷生命如碎碧玉的壮烈;可他也喜欢伍员、勾践这样的保生命如保青山的坚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在伍子胥传后,司马迁议论道:

“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他这就是在说自己啊!

《史记》草创,还未完成,恰逢此祸,痛惜《史记》不能完成,所以他接受这极辱之刑而没有愤怒之色……

有人把司马迁著《史记》称之为“文化复仇”,我在感情上接受这种说法,并为之击节:好!复仇!向汉武复仇!向秦皇复仇!向商纣复仇!向夏桀复仇!向一切专制君主复仇!向践踏人、不把人当人的专制制度复仇!

三年后,随着李陵冤情的洗雪,司马迁也走出监狱。

五十岁了!知天命之年了!他的思虑已非常人可比,他的见识之高,在中国历代史家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的浪漫情怀,为现实之残酷所折辱,如同一树婆娑而为秋风掠夺,却恰好删繁就简,真骨凌霜,苦难风流;他的多爱品性,为专制之铁蹄所践踏,如同一池荷花而为严寒凋杀,又正似去伪存真,傲枝听雨,艰苦卓绝。在血水中洗过的司马迁,双目炯炯,眼光更辛辣,心智更深沉,而文字手段臻于炉火纯青。司马迁,以其清洁淳朴的精神,与其清洁明净的语言,成了中国古代历史这一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的行踪消失了。

他为多少人留下了从生至死完整的行状?但他自己,却走向历史的迷蒙中。

多少学者在考究他死亡的时间与原因。我想我能明白:他的《报任安书》就是他的绝命之作。任安给他写信请求荐举那么久了,他不回信,偏等到任安被打入死牢一切都不可挽回时,才给他回这封信——而这封信,又并不是对任安有什么交代,而是交代自己的遭遇及心灵——这难道不奇怪吗?是的,他的这封写给狱中死囚的信定会被狱吏上交,所以,这封信是写给武帝的!他要对他进行控诉,而后世的一切读者,都将做他的目击证人—他控诉武帝对他的迫害,他也对之报以轻蔑的哂笑:我,司马迁,以一个人的微弱的个体力量,顶住了来自庞大体制及国家机器给我的一切压力,完成了《太史公书》的创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现在,我已无所畏惧了!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我曾经如勾践、伍子胥一样隐忍,而现在,我可以学学项羽、李广的壮烈了!

于是,我似乎看到,当司马迁让人把这封信送走后,转过身来,平静地走到书桌前,在案下拿出了那把“小小的刀子”,这“小小的刀子”闪着精致而冰冷的光。司马迁端详着它,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选自《风流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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