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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东西方学者大都同意“责任心”与“美德”均为先秦儒学的重要概念。然而，关于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一些学者受到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影响，更倾向于突出责任而非美德。另一些学者，则受到英美哲学界重新关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对儒学进行了更加道德化的解释。尽管他们也会强调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异，但对这些学者来说，美德至少和责任心一样重要。通常，一个人要完成他所知道的职责，从责任心出发还是从美德出发是有区别的。例如孔子七十岁时“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已无须强迫自己尽责，而是发自内心地行动。
我们通常钦佩那些能够强迫自己服从自己职责的人，但孔子更担心这种谨慎而非发自内心的行为会成为一种虚伪。伪君子和有责任心的人有相似之处，既包括表面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他们的心理。因为毕竟表面上看，伪君子不是也能确认他们的责任吗？两者的不同，看起来仅在于有责任心的人尽力确保他的行为与责任之间的一致性。《论语》有时也称赞那些尽职尽责的人和事，指出一个人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去发展自己的美德，而且必须要持之以恒。这里提倡的尽责是指学习者的行动而不是表面功夫。
如何解决《论语》中关于尽责问题的含混矛盾之处，西方哲学家奥伯丁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较好的方式。文章的部分内容是对孔子学生子贡的一项扩展研究。她认为，子贡“对孔子的教导十分虔信，他热忱地向他人宣说孔子的言行，针对他人对孔子的怀疑，忠诚地为其辩护”，而且他始终尽责地遵循着“一种有学问而又内敛的礼节”。但奥伯丁认为子贡过分的形式主义对他人和自己来说都有负面影响。她说，子贡的失败显现在他的礼节对其他人的影响中，显现在他们未意识到的自我消逝中，也显现在子贡活力的失去。更深一层，这也影响到了子贡自身。如果我们假设子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与他人的良好关系，那么他的努力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方式。在他的技艺训练中，很少有让他切身受益的东西。结果是，他树立了一个障碍，阻碍了别人与他共情……
与《论语》一样，《孟子》同样表达了对尽责的隐忧。其中一些文字透露出，孟子可能担忧某些履行了很小的责任却获得了巨大名声的所谓“乡愿”，表现出了某种“道德伪装”。他认为，尊崇这样的人，促成和鼓励了一种只谈责任不谈其他的习惯，致使社会群体所理解的责任太过狭隘，无法为个人或社会带来真正的道德进步，人们只满足于平庸的道德生活。这种解读同样符合《论语》中关于“乡愿”的讨论，回应了孔子对“色厉内荏”之辈的批评，即用高尚的外表掩饰内心的缺陷。孟子相信人具有天生的美德，而且需要加以保护和扩充；如果抛弃了，那就与动物没有区别。所谓“行仁义”，孟子的意思是，确实有必要将仁爱付诸实践，但是仁爱的行为须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从仁爱之心中产生。这种差别不管是在古代中国的还是现代西方的道德伦理著作中都很常见。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孟子》和《论语》一样，已经有了清晰的尽责的概念，并且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虽然孟子的重点不是讨论伪善而是讨论个人满足于道德的平庸，不过，我们在《孟子》中也发现，自觉的行为对于学习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安靖如《责任心是美德吗？》，有删改）
材料二：
安靖如先生在《责任心是美德吗？》一文中指出，在早期儒家思想家那里存在着把责任心和美德相混淆的情况，这种混淆会导致消极的和负面的后果。他在“结论”中也指出：“尽责地强迫自己遵循礼不等同于自然地、基于美德的反应。”看来，他是把美德与责任心区别开来的。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美德与责任心能否截然二分？
诚然，孔子曾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但那毕竟是他70岁时才达到的境界，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一开始不得不然，到最后从心所欲，是一个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是一个由责任心发展成美德的过程。从这个层面看，这恰恰反映了责任心与美德之间的连续性。
其实，即使从西方哲学传统看，也不能说美德与责任心是剥离的。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就强调美德是需要中介的，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提出的那个著名命题“美德就是知识”中。这个命题，意味着只有以知识为内在环节或条件，美德才能实现；也只有借助知识，美德才能成为可教的。所以，西方哲学倾向于把道德本身作为反思的对象。就像陈康先生所说“西洋将理论知识和道德行为分开，中国将它们合并”，同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更加强调知行合一。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西方哲学同样强调道德实践的自觉意识层面，这意味着责任心同美德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
若拿中西思想对勘，孔子所谓的“仁”，大致上可对应于西方哲学中道德含义上的“德性”。这显然是依据“仁者爱人”之义，将“仁”作为儒家的一种完满的美德。美德的含义可以同儒家所谓的“仁”相通约，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仁”排斥“责任心”呢？我认为，至少在儒家所谓的“仁”的含义上，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责任心就是人对自己所担当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就此而言，责任心并没有被排除在美德之外。
孔子曰：“为仁由己。”这是强调德性的自足性。同孔子很相似，亚里士多德也强调德性的自足性，例如他说：“什么东西可以被当作善本身呢？是那些不须任何其他理由而被追求的东西。”这意味着道德选择的依据是内在的、自足的。
总之，我认为，在儒家的语境中，是不能把美德同责任心撅为两截的。儒家意义上的责任，无法摆脱道德而获得意义。但在安文中，有些地方似乎存在着试图把这两者剥离开来的倾向。这正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何中华《美德责任心是二分的吗？——与安靖如先生商榷》，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