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材料一：
仅仅凭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中离不开时间这一事实，还不足以断言历史学就是时间的科学。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不论在历史学者身上，还是在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手段上，时间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时候，历史学才真正称得上是时间的科学。
社会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这为历史研究规定了时间界限。历史学研究人类文明的演变，文明有起源，仅就此而言，历史必然有一个时间上的开端。同时，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有无数的文明起起落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列举了21个具有文明发展过程的社会，而在他那个时代，已知的原始社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50个。因此，凡历史性的存在，都有一个时间的终点。不论是文明，还是更加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进程，在时间上都有开端和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意味着时间。所以，历史年代学就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学科，它的作用就是把历史事件根据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目前流行的公元纪年方法，是在中世纪到近代初期逐渐地创立、完善和推广的。有了这样一种方法，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都可以井井有条地被安放在这条可以向前和向后无限伸展的时间之线上。而且，世界上不同地方在其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纪年法上的历史事件，都可以转换到这一线性的时序中。
这种以数字标记的线性时间， 看起来客观、中性，其实不然。虽然每个以数字表现出来的年代，原本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历史学家在这些年代上开始编排历史事件的时候，这些年代就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例如，476年，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年，这在西方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这一年被认为对近代历史发展有深远意义。这种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的年代，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几乎到处存在。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和倾向性，使一些数字化的时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历史时间承载着意义这一事实说明，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给历史时间确定性质，历史上的年代标记、时代和时期的划分，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活动所引起的结果。
(摘自俞金尧《历史学：时间的科学》)
材料二：
在欧洲，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历史学家的时间是否不是连续时间，而是“分段时间”?
这可能是一种偏见。的确，单纯的纪年法，比如奥林匹克纪年或者公元纪年，都没有在中国自发产生。中国以朝代和统治纪年，自公元前140年左右以来朝代中又有年号。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又想出了一套关于王朝合法性的融贯的“单轨”理论， 努力把同时代的小王朝、王国和蛮族的纪年法与所采用的主要时间标度关联起来。年代学领域的天文学家刘羲叟在他的《刘氏辑历》 中确认了干支周期、闰月、冬至夏至等，体现了其“长术”(调和长期数据之术)的成果。
此外，中国的历史编纂绝不限于朝代史的框架，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形式的“通史”发展起来，以处理包括若干个朝代兴亡在内的长时间历史。司马迁本人为通史的写作树立了典范，因为他的《史记》从远古一直讲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但他并没有提出很多理论来讨论历史学家的工作。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开始，历史哲学才得到了精彩的研究。《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讨论历史编纂方法的著作，很值得与八个半世纪以后的欧洲史学先驱博丹和拉波普利尼埃尔的著作相比较。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与另一位唐代学者杜佑发明了一种全面的新型制度通史，刘秩作了《政典》，杜佑作了著名的《通典》。但直到1322年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出版，这种类型的著作才达到高峰。
司马光于1084年主持完成了中国最伟大的通史著作——《资治通鉴》，由此书又产生了另一种体裁，即“纪事本末”。1190年左右，袁枢考虑到《资治通鉴》材料过于庞杂，遂选出239个论题，在其《通鉴纪事本末》中分别论述，这又给接下来几个世纪创造了一整套历史体裁。这样中国人便克服了时间的“分段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巨著的标题——“资治”。历史服务于一项重要的道德目的，即“资治”，指导行政工作，抑恶扬善。这便是中国历史编纂基本的“褒贬”理论， 它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崇高努力，尽管会使一些西方现代历史学家感到不快。由这导致的任何看似悖谬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深藏于一代代中国历史作家心中的一种深刻信念将其化解，那便是社会的显露和发展过程的一种内在逻辑，一种内在的道，因此“仁心”(善心、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终究会得到社会的善果，而不仁之心则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罪恶。人们感到这种归纳有非常充分的经验依据。于是，历史是道的显现。怎么会有人以为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不如欧洲人呢?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人的时间意识不如中国人，因为道在历史中的化现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连续过程。
(摘自英国李约瑟《时间、年代学和中国的历史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