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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2023届高三语文一模试题

作者UID:21521497
日期: 2024-11-25
高考模拟
现代文阅读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历史剧是基于历史真实进行艺术虚构的产物。从媒介形态来划分,历史剧可以用话剧或影视剧的形式呈现;从风格类型来划分,历史剧又有“正说”与“戏说”的区别。但究其共性,它们都是基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展开的。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剧以“历史”为修饰,就杜绝了完全虚构的可能。如果一个故事毫无疑问是虚构的,那么观众不会向创作人责问其是否真实。如《步步惊心》《宫》这类穿越剧被限定在“奇幻”一隅,这是因为剧中的穿越情节消解了历史框架,解构了观众对于历史真实的意义期待。

那么,历史剧应该对历史忠实到何等程度呢?这一向是戏剧评论家们争论的课题。诸多论者都论及这个“度”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厘清“度”的形式边界。比如,有的论者认为这个“度”体现了与历史真实相符合的程度,一旦失去这个“度”,就有可能改变“正说”的本质,而完全走向“戏说”;有的论者认为历史剧虽然应该严格遵循历史,但不等于不可虚构,只是要注意把握住“度”,即莱辛所说的“历史内在的可能性”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能发生的事”。前者以“度”来划分正说与戏说,后者以“度”来评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二者都强调了“度”在历史剧创作中的关键性,但都没有说清楚可供判别的标准。所以,类似于“适度的戏说、隐射、反讽、戏仿,有助于让历史人物脱掉过于僵化刻板的面具”这种说法,往往又会遭遇“过度戏说以致消解历史”的批评。由此来看,文本类型与观众阐释之间始终存在着形式边界与解释策略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着力探讨历史剧在建构真实上的叙述策略,即“度”的形式特征。

真实与虚构的意义判定无法交由个体,毕竟任何文本都会被一些人视作“事实”,而被另一些人视作“虚构”。再者,意义判定的标准也在流变,虚构的边界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着的。例如,远古神话被先民视为历史真实,如今却被判定为艺术虚构。因此,对于真实与虚构的意义判定只能交由整个阐释社群。但是,阐释社群提供的意义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阐释社群会随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迁,成员范围也在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文本的真实与虚构时要有一种动态的视域。

历史真实所承载的内容是有限的、片段的、存有矛盾与秘密的,这些空白可以经由剧的内容来串联、丰富与自洽。历史剧有意创造了一个自洽的可能世界,并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景观。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与细节为历史剧的虚构提供了底本,在此基础上的推演、改造、填充,既保证了情节要素的正确,又差异化地再现了某种可能真实。

最终的结果是,历史剧的真实与虚构需要确立各自的意义限度,即通过一系列叙述策略去建构彼此之间的形式区隔,既不能消解观众对于历史真实的期待,更不能陷入消解历史的虚无。历史剧中的虚构也只是有限度地去改编历史真实,历史真实也需要为其中的虚构部分提供必要的理据支撑;而在真实与虚构博弈过程中生成的形式特征,恰恰是需要通过学理辨析才可以廓清的。

(摘编自陈文斌《真实与虚构:历史剧中的符号区隔及其文化效应》)

材料二:

“失事求似”的创作理念,为历史剧创作插上了浪漫主义的翅膀。郭沫若说:“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在。”

在历史剧《屈原》的创作中,郭沫若对史料进行了提炼加工,运用丰富的想象,去推测历史的必然,发掘历史的精神,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虚构。他有意削弱屈原忧郁彷徨的一面,而突出其刚毅坚定的一面;削弱屈原忠君的一面,强调其反抗的一面,并且将屈原放在抗秦反媚的历史背景下,刻画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郭沫若根据个别史料进行想象,把宋玉写成一个小人。张仪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这些艺术创造,都尽可能有史实的依据,既不失历史真实的限制,又能凸显历史人物的精神,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

《屈原》的演出在当时的国统区产生了三大的影响。剧中的屈原与现实生活中坚持抗日、进步的爱国者和民族志士,面临的矛盾和遭遇有神似之处。因此,屈原所受的冤屈、陷害,以及他的愤怒、他的抗议,便极能叩击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灵,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使这部作品更具战斗性和时代性。

(摘编自宁爽《浅析郭沫若话剧〈屈原〉的艺术特色》)

现代文阅读Ⅱ

文本一:

潼关之夜

杨朔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的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灰色军帽。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出来,又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孩子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他的声音仍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不到一刻钟,我听见警察也从对面房间出来,皮鞋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他站在我眼前。一种熟悉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么?我住在对面房间,警察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提议去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他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的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战场,然而小孩总牵掣她。地的丈夫几次激励地说:

“勇敢点吧,你该做大众的母亲,不要做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离开家庭。抛在身后的是他们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怎样在吃苦,他们感到羞惭,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地。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电光的照射,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的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兵士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顶好早早回栈房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一九三八年

(有删改)

文本二:

在当代散文发展的历程中,杨朔对散文的开拓和贡献是得到公认的。杨朔曾说:“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寻求诗的意境。”他所讲究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精巧、锤炼字句的用心,以及“诗的意境”的营造,其实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特征”的那种思维和感情方式。在此基础上,杨朔散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化散文模式”。

(摘编自唐歆瑜《当代文学主潮中的散文颂歌典范》)

古代诗文阅读
文言文阅读

苏秦谓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䲡,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对曰:“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织而衣之。”

王曰:“何故也?”对曰:“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其。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䲡,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王曰:“自忧不足乎?”对曰:“以自忧为足,则秦不出殽塞,齐不出营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忧故也。臣闻之,善为事者,先其国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为事者,不先量其国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东向伐齐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对曰:“矜戟砥剑,登丘东向而叹,是以愚臣知之。今夫乌获举千钧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齐虽强国也,西劳于宋,南罢于楚,则齐军可败,而河间可取。”

燕王曰:“善。吾请拜子为上卿, 奉子车百乘,子以此为寡人东游于齐,何如?”对曰足下以爱之故与则何不与爱子与诸舅叔父负床之孙不得而乃以与无能之臣何也王之论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见罪于左右。

王曰:“安有为人臣尽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对曰:“今臣为足下使于齐,恐忠信不谕于左右也,愿足下之无制于群臣也。”

(节选自《战国策·燕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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