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版2023-2024学年高二上学期历史选择性必修1第三单元 法律与教化 单元检测

先秦著作《尚书》中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据此可知，先秦时期的思想（ ）

西周刑法中有“同罪异罚”的原则；唐律有“八议”制度的规定，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物违法犯罪，司法机关不得按正常程序审判。古代刑法的这些规定（ ）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朱元璋制《大诰》中称，“君之养民，五教五刑焉"，明代学者颜钧也提到，“《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以上言论共同反映了（ ）

477年和491年，孝文帝主持对北魏初以来的法律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改，简约律条，宽禁减刑。为了避免百姓“轻陷刑网”，他敕令天下，“勿使有留狱久囚”；还下诏限制拷掠，案件处理要“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犴”。孝文帝的上述举措（ ）

唐宋时期对奴婢、牲畜等“活口”交易有严格规定。《唐律疏议》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立券之后，有旧病而买时不知，立券后始知者，三日内听悔。三日外无疾病，故相欺罔而欲悔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若有病欺，不受悔者亦笞四十。”该法律规定（   ）

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从家庭教育着手，着重阐发了儒家的家庭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要求父母应以“礼为教本”对子女进行家庭道德教育，以“务本之道”教育孩子博学技能。材料表明，《颜氏家训》的出现（ ）

朱熹围绕日常生活而作《家礼》，包括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五部分，礼仪规范详尽细致。其中强调子辈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蓄私财，晨昏亲省，出入必告，族众在家族内部必须恭谦守礼。中古时期的基督教会宣扬的“十诫”中涉及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等内容。据此可知（ ）

明朝初年，贵溪（今江西鹰潭）儒士夏伯启因自断手指拒绝出仕而被押至京师，明太祖亲自审问，责以“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命在君……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遂将其押回原籍枭首，家产籍没。明太祖此举意在（ ）

“如果我们过于纠缠大陆法系诸国与英美法系诸国之间的种种差异，我们将无法将西方法律作为一个整体与非西方国家法律加以区分。假如我们求之于对西方各法律制度均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化因素，例如基督教、政治民主制以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等，便发现这种影响并非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达到了同样的程度。各种形式的西方法律均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是（ ）

《法国民法典》诞生后，法国人坦言罗马法对其影响巨大：“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罗马人。他们的知识使我们富有，他们的法学格言使我们坚强。”从本质上看《法国民法典》与罗马法的相同点在于（ ）

“对于这种入世的新教禁欲主义，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概括，一方面，它强烈地反对任意享用财富并且对消费进行限制，尤其是奢侈品消费；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将财富的获取从传统伦理观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影响。”据此可知，新教的兴起（ ）

发生在美国的辛普森案件经过一年多的审理，检方自始至终缺少案发现场的证明人，也未能找到凶器，而且其所列的作案时间表不能服众，血液证据也出现问题。最终，陪审团在分析了113位证人的1 105份证词后，由法庭作出了裁决——辛普森无罪。该案件反映了西方法律制度（ ）

下图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十二铜表法》的部分内容。据此可知，该法（ ）

o在第三次牵债务人至广场后，如仍无人代为清偿或保证，债权人得将债务人卖于台伯河外的外国或杀死之。 o家属终身在家长权的支配下。家长得监察之、殴打之、使作苦役，甚至出卖之或杀死之；纵使子孙担任了国家高级公职的亦同。 o以文字诽谤他人，或公然歌唱侮辱他人的歌词的，处死刑。 o现行窃盗被捕……如为奴隶，处笞刑后投塔尔佩欧岩下摔死。

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说明（ ）

下表所示是我国宪法修订内容（节选），据此可知（ ）

年份	内容
1988年	（增加）“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93年	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稳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比例的协调发展。”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1999年	（修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198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则提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一转变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周代形成了以维护宗法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并使全部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纳入礼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与礼互不相属。法官参照前辈先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法律实践以刑统罪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礼治秩序宣告瓦解，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开始居于法律规范体系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各种社会行为“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礼被排斥在法之外。

汉儒以引经注律、经义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个过程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律“一准乎礼”而告完成。此后，经宋迄明清，中国法律就基本定型于“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正统体制，使以礼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实现了法典化，同时也使以刑为核心的法实现了道德化。

——摘编自谢作《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西方法文化中公正、法治、自由、平等法治思想输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礼法制度……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法律进程正式开启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采用了来自权利能力、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民法原则。同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和制度最终建立起来。

——摘编自张晋藩《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律体系是以“刑”为开端，逐步形成诸法并立局面；西方法律体系以习惯法为开端，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形成西方法律体系。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多地，形成了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卷》

民法是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人的夙愿。1979年，第三次启动编纂民法的工作。由于当时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立法机关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思路，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

1999年和2004年，“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2002年，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开始，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

2015年，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修改已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新情况作出新规定。2020年，民法总则与民法典各分编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摘编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初中国加速民法典编撰的原因及民法典颁布的主要意义。

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瞒，包庇犯罪，而官府对这种隐瞒、包庇的做法不予惩罚或减轻惩罚，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时期	发展情况
春秋战国	亲亲相隐，语由《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便成为亲亲相隐的基石。法家对此反对，如商鞅变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汉朝	汉武帝时期，衡山王刘赐谋反，又欲废太子爽，太子爽上书告发其父。后衡山王因事败自杀，而太子爽告父不孝，弃市。武帝一朝，不但提倡“父子相隐”，而且在父子关系上做了一定延伸，将养父子列为容隐之列。 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由此，“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
唐朝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同居（居住在一起的亲属），若大功（大功、小功皆为旧时丧服名，按血缘亲疏程度进行划分）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密告）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据郭程《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法律材料与秦汉“亲亲相隐”制度研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亲亲相隐”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要求：表述成文，立论正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