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两校2023-2024学年高一上学期历史第二次月考试题

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通过良渚考古发掘，学者们普遍认为当时私有制已经产生，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出现了权贵阶层。该遗址的考古发现中，能直接佐证其“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的是（ ）

战国时期，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荀子则主张“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据此可知荀子提倡的“义”更加（ ）

秦朝时始设朝议制度，凡遇军国大事，皇帝往往“下其议”于群臣，议定的结果由丞相领衔上奏，最后由皇帝裁决施行。朝议制度的设立（   ）

《隋书》记载：“（汉高祖）矫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而郡县之制，无改于秦。”汉高祖“矫秦皇之失策”的措施是（    ）

东晋初期，琅琊王氏家族位高权重，时称“王与马，共天下”；此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士族相继掌权。这一现象反映当时（ ）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材料中两次“大变动”分别指的是（   ）

北魏实行租调制，受田农民承担定额租调，成年男子负担一定的徭役；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除租、调外，男子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唐中后期实行两税法，每户按人丁和资产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这一演变（ ）

唐代诗人中李白以仙人自诩，人称诗仙；王维字摩诘，有诗佛之称；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人称诗圣。材料表明当时（    ）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视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他说：“在唐以前的中世，强有力的贵族一旦压倒皇室，就要发生篡夺，宋以后，便看不见篡夺了，天子的地位非常稳定。”宫崎市定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可能是，宋代（ ）

元朝统一后，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行省制度，由中央委派官员，代表中书省管辖地方乃至边疆事务，行省辖区广阔，军政大权集中。这一制度（ ）

两宋时期，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做小商贩往来于城乡之间。这种变化反映了（ ）

史书所载宋代矿冶业发展状况

徐州地区	徐州利国……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
江西信州	铅山铜坑……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
广东韶州	韶州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

这可以用来说明当时（ ）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仓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宋代科技繁荣的主要原因是（ ）

明中期以后，皇帝由司礼监下达到内阁的“意旨”即红本，如不经过内阁审批，就无法变成“圣旨”。这说明当时（ ）

清初官员的题奏本章均由内阁阁览票拟呈皇帝阅读。而雍正即位后对奏折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奏折的处理纳入军机处的轨道，并对奏折批复加盖“办理军机处”印，禁止他人拆封，以此直接传达圣谕。这一制度变化（ ）

明朝成化二十年，从南京户部主事张伦建议和户部覆议，调“淮安、瓜洲（江苏）兑运粮十万石，南京常平、乌龙潭等仓粮十万石，运至沔池县（陕西）。令河南、山西、陕西三司委官转运……以备赈济”，获宪宗批准。这表明当时（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古代中国主要商业中心的演变。

战国	出现了商业区“市井”
西汉	都市商业繁荣
王莽新朝	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唐代	长安、洛阳、扬州、杭州、湖州
两宋	汴京（今河南开封）、临安（今浙江杭州）、建康（今江苏南京）、鄂州、江陵
明清	北京、苏州、湖州、杭州等传统大都会盛泽镇、佛山镇、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等若干市镇

——据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整理阅读上表，从表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信息，围绕“古代商业中心”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史实调用准确，层次清楚，逻辑清晰）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秦汉之政“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和演变。在此过程中，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与传播的作用。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儒学产生之初，以口语传播为主，呈现出以识字认文教育相融一体的特点。孔子创办私学，口授其说，弟子耳受其言，言传身教得到了最佳的普及效果。可以说，私学是儒学发展史上首先出现的传播与普及途径。

——刘平《普及与推广中华儒学经典的思考与献议》

材料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问世后，汉代民间小童大多六岁进入乡里贤儒创办的书馆，接受两年识字、习字为主的学前教育。常有幼童因书法丑陋，仁顺礼敬不周受体罚。出馆后再初步诵读《论语》《孝经》等经典。

——摘编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等

材料三：朱熹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读书、写字、饮食都作了道德规定。

——樊树志《国史概要》

请回答：

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的重要一环。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落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当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