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会只有唯一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应具有人类文明发展所具有的共性，也应结合所在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找到本地区最适合的方案，因而具有自己的个性。
材料一：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一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二：美国的共和政体吸收了雅典民主的理念，保障“人民”对政府的参与、信任和制约，意在追求“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它用代表制改造了罗马的公民大会，使之成为“委托——代理”的“间接民主”机构。它借鉴了君主制的长处，强化了行政权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它赋予单独一个人行使。同时，美国的建国者还从历代的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加以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和制衡体制，以防止政府某一分支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总而言之，美国的共和政体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制和英国宪政君主制加以综合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材料三：1978年至1992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重要法律230多个。其中主要包括《宪法》（82年修订）《刑法》《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年）《国务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等，还包括商标法、专利法、森林法、民法通则等一大批用以维护社会生活基本秩序的法律法规，社会基本秩序得以恢复。特别是“八二宪法”的制定和颁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法律框架。……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第二个立法高峰。这一时期大批用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仅1993、1994两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经济方面的法律就有公司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外贸易法、注册会计师法、预算法、农业法、仲裁法、审计法、广告法等。这一工作到上一世纪末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用以规范、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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