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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孝文帝在太和年间多次召集群臣，议定律例，重用精通律学的中原儒生。他削繁复之律令，除严酷之立法，或从简从宽，或“恕死从流”，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意义。他强调执法以法律为准绳，惩罚枉法官吏，整顿司法机构，以求立法与执法相一致。
——摘编自简修炜、张耕华《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述论》
材料二：孝文帝熟读儒经，探究兴亡，高倡“营国之本，礼教为先”。以此为法制改革的思想基础，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明礼仪、定制度、移风易俗运动，为“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服务。北魏儒学大行。朝中论政议刑，不拘胡汉文武、官秩高下，人人尊崇引经据典。孝文帝强调治国“礼教为先”，又主张“法为治要”，先礼教是扬起仁政无敌于天下大旗，宣文德以惠天下；重法治是以公平之刑辅教化，刑斧在握，求臻“辟以止辟”。使北魏法制由前期严刑尚罚向后期德刑兼重转变，既表明当权者对专制集权已经巩固之自信，也反映了对封建正统法文化的体认和吸收达到了新的水平。
——摘编自邓奕琦《论北魏孝文帝的法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