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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重点中学2022-2023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12月综合质量检测试题

作者UID:17982309
日期: 2024-11-15
月考试卷
现代文阅读(36分)
论述类文本阅读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捉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或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实用类文本阅读

材料一:

二重证据法是近代王国维对自己研究中国古史所运用的基本方法的概括。1925年,王国维在为清华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总论》时最早提出二重证据法:“我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这种方法突破了传世文献互证的限制,以出土文物所记载的新材料和古籍所记载的旧材料,相互补充,彼此印证,以获得对古史的新解。

通过这种方法,新材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旧材料可以得到重新鉴定,而人们有关古史的立论,可以得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双重判定,从而也就会做到确凿可信。作为一种古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二重证据法具有一定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如认为“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体现了逻辑方法论原理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首要环节的要求;主张“综合贯通以类其同,分析比较以观其异”,不仅体现了对分析法和综合法的运用,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体现出两者的有机结合;要求在古史研究中对不同的材料“参互求之”,表明了对比较法的重视;强调“由全以知曲,致曲以知全”,则体现和贯穿着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运用。

(摘编自《逻辑学大词典》)

材料二:

上世纪后半期,史学界进一步拓宽研究路径,注意运用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史,推动古史研究朝民俗学、神话学及人类学的路向发展。作为古史辨派的成员和顾颉刚的弟子,历史学家杨向奎在新时期学术复兴的语境中提出三重证据法。杨向奎在其所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序言中称:“文献不足则取决于考古材料,再不足则取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史讲双重证据,即文献与考古相结合。鉴于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三重证据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据。”

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从各自关注的领域对三重证据法做了不同解读,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推进。陈寅恪所言三重证据法是:“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黄现播所言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调查资料或材料中的“口述史料”研究历史学、民族学。徐中舒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运用“边裔少数民族的,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的史料研究先秦史。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一考古数据和古文字数据。三重证据便是有字的考古资料、无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材料。可见,三重证据法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的解读有差异。不过,均为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以互证为基本方法,拓宽史料范围的学术努力,突破了文字中心主义。

(摘编自龙宗智《法学与史学印证方法比较研究》)

 材料三:

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的方法创新与整合对于中国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对于按照文、史、哲、心理、宗教、美术等各个学科的教育范式培养出来的学者,要学会在书写文献以外找到重新进入历史文化的途径,这虽有相当的知识跨越难度,却代表着未来的学术整合发展趋势,值得在高等教育中加以引导和推广。举例来说,《西游记》研究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大热点。季羡林先生根据印度大史诗中的神猴哈努曼形象,提出孙悟空这一文学形象的由来究竟属于中国原创还是印度输入的问题,曾引发比较研究方面持久的争论。事实上,敦煌地区在唐宋以前是氐羌族群活跃的地区,当地居民的口碑文化中至今依然保留着有关唐僧师徒西游故事的丰富地方性叙事,甚至当地的地名中也还保留着“葫芦河”等一批与西游题材相关的古老名号。第三重证据表明:猴的形象,对于自古游牧在河西走廊地区的羌人,包括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人,本来就是其祖先图腾。神猴能够神通广大的观念,不需要等待哈努曼形象从印度传播过来,就早已深入人心。

过去十余年,《西游记》研究再度发生“焦点西移”的现象,其原因就出自敦煌榆林窟

的西夏壁画和元代壁画之唐僧师徒叙事。这些图像符号给出的西游叙事题材,要比吴承恩写出小说《西游记》的年代早几百年。这一实例表明,新发现的第四重证据对文字符号材料的时空局限性而言,具有真正的突破意义。这样,文化研究就不再单纯着眼于互证,而囊括了传统历史文本及以外的所有符号形态,实现了普遍方法论的探求。

(摘自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符号学视野重建中国文化观》)

文学类文本阅读

文本一:

娃的心娃的胆

陈忠实

司令跪倒在黄河水和沙滩相接的水边。眼前是翻卷着泥浪的黄河河面,右首是陡峭冷峻的悬崖石壁。身后,十余位师长、团长、营长和众多随员也相继跪倒。稍远处,十余匹战马石雕一般撑蹄昂首。三叩之后扬起头来,司令涕泪交流。

每到清明,他都不忘给逝去的先祖烧香叩拜。现在,他以从未有过的庄严、肃穆和痛彻心脾的悲怆,跪倒在黄河滩上,为着八百个尚未完全成年的关中子弟的英灵。

这儿刚刚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八百个士兵,就从右前方的悬崖峭壁顶上跳进了黄河。他们的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肉搏之后刺刀拼弯乃至断折了,有的连枪也拼丢了。他们被两倍于自己的鬼子逼到这悬崖上,这八百个中国士兵从崖顶跳进了黄河。八百个娃娃呀!全在16岁至18岁这个年龄段。他们是3个月前从关中乡村征召来的农家子弟,有的还是司令老家邻村的乡党......现在都跳到黄河里去了。

就在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兵团结束军事训练即将参加会战的时刻,他亲自去看望了这些他习惯称为小乡党的士兵。司令曾经想到,这些娃娃肯定将成为日本鬼子难以招架的对手,他们之中肯定会有人进入军队各级指挥岗位,乃至成为将军。当然,也免不了死亡和伤残......他唯独没有料到这种结局。

司令仰头朝崖头山顶上望去,浓厚的暮色里一片模糊。突然,身后传来随员惊讶的声音:“河里-一杆旗!”当三个卫兵把那面旗和相连的尸体拉到沙滩上的时候,随员们全都惊呼起来。

司令自己也惊呆了-

军旗旗杆的钢质尖头,从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刺进去,从背脊处穿出;中国旗手的双手死扣着日本鬼子的脖子;旗杆上的中国西北军的军旗已经撕裂,暮色里看不出颜色。

司令默默地脱下军装上衣,蹲下身去,捏着衣襟擦拭旗手的脸膛。旗手圆睁着的眼睛和鼓出的眼球,显示着他憋着多深的一股仇气、鼓着多大的劲儿啊!

司令从腮帮子擦到下巴的交界处时,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三娃!是你呀!”旗手左腮和下巴棱儿交会处,有一块大拇指盖大的暗红色的痣斑。那次给新兵团作完讲演,司令直接朝列队的士兵走过去。司令盯住一个浓眉大眼方脸的士兵,士兵举手行一个军礼,铿锵有劲地开口:

“报告孙司令,我是蒲城人。”

司令稍一愣怔:“你是杨军长的老乡。”随即扬起头,面对士兵,提高嗓门说:“蒲城出忠臣啊!全中国都知道杨虎城将军的忠肝义胆。蒲城还出过一个忠臣叫王鼎,他效法春秋时史鱼尸谏,留下劝谏皇上不要签割地赔银的卖国条约的遗书,悬梁自尽了。王鼎尸谏皇上,死忠;杨将军兵谏,大忠。人说蒲城包括整个渭北水硬土硬,长出来的麦子,秆儿硬麦芒也硬,麦子磨出来的面粉也是性硬,这样的麦子养出来的男人女人能不硬气吗?”

会场一片肃然中。

司令问:“你怎么知道我姓孙?”

士兵笑着说:“满蒲城人都知道俺杨军长把兵交给你带了......”

司令仍然对着蒲城籍士兵问:“家里都有啥人?”

“俺妈俺爸,俺婆俺爷,俩哥一个妹子。”

“你妈能舍得你当兵?”

“俺妈哭哩!俺爸把俺妈训住了。”

“你婆呢?”

“俺婆心宽,走时还叫我念她教的口曲儿呢!”

“啥口曲儿?念一念,让我和大伙儿听听。”

士兵清清嗓子,大声诵念起来:“啥高?山高,没有娃的心高。啥远?海远,没有娃的脚远。啥大?天大,没有娃的胆大。”

司令听得慷慨激昂,士兵们热烈鼓掌。司令说:“心——高,脚——远,胆——大。

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

“俺爷还会唱戏哩,逢年过节搭台子唱。”士兵更得意了。

“教给你了没?”

“我能唱几段。”

“那你就唱几句。”

士兵拉开了架势,吼唱起来:“两狼山哎-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哎——为国家啊——何惧——一生......”

司令已经热泪盈眶,颤着声问:“你叫啥名字?”

“三娃。”

司令抚摸了这个小乡党下巴棱儿上的那块暗红色的痣斑:“我把你也记住了。你婆教你的口曲儿,你爷教你的戏词,我听一遍就都记下了......”

六年之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武汉中山公园,接受日本投降仪式举行。陆军上将第六战区司令孙蔚如一身戎装,高大威武地坐在受降主官的位置上。冈部直三郎双膝跪地,双手举过低垂的脑袋,托着那把制造杀戮制造罪恶的指挥刀。孙蔚如走过去,从匍匐在脚下的冈部直三郎的手里收取了这把战刀。那一刻,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娃捅穿日军士兵胸膛的军

旗,耳边响起三娃他婆教给三娃的口曲儿。还想到了母亲。

三年前,在即将东出潼关进军中条山之前两日,他回家向母亲告别,跪倒在母亲膝下,说不能尽孝了。母亲只说:“当兵就要打仗。国家遭人欺侮哩。这是尽大孝哩,你要打赢回来。”大约一个月前,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孙家,母亲喜极而终。

(有删改)

文本二:

到了80年代中后期,陈忠实的创作开始关注特定的文化构成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对人的性格、命运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浓厚的关中文化背景,以反映关中和陕北的文化差异为主要特色。他的小说始终围绕着关中塬上的农民以及农村生活来书写,从短篇小说集《乡村》以及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四妹子》等到后来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都向读者展现了关中独特的乡风民俗以及乡村世界中各色人物,反映了关中农民的所思、所想,呈现出对关中乡土文化的执着的坚守。

(摘编自《语文报·高考版·陈忠实:具有民族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

古代诗文阅读(34分)
文言文阅读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

学多通,遍习《五经》,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哀、平间,位不过郎。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 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日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日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晁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节选自《后汉书.桓谭传》)

语言文字运用(20分)
写作(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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