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名校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历史高考适应性月考卷（一）试题

考古工作者曾经多次在周原(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今陕西西部) 作过调查发掘，不仅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基址、贮藏大量青铜器的窖穴，还发现了近三百片刻字的甲骨，有的记载祭祀商王的情况，有的记下楚、蜀、巢等地名。据此可以了解（ ）

公元前205年春，刘邦在关中“择举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为乡三老，又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汉文帝十二年，下诏嘉奖孝悌、力田、三老、廉屯， 派遣谒者赐帛慰问，并“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这反映出（ ）

395年，拓跋珪大破后燕军，于俘虏中提拔了汉族士人参议政事。拓跋焘统治时，下诏礼请各地著名的汉族士人入仕北魏，仅431年，就征请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渤海高允等数百名汉族士人，并分别委用。渤海高允的《高士颂》中，描绘了当时北魏政府中“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的盛况。这一现象（ ）

铜镜是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魏晋南北朝的铜镜主要纹饰以鸟兽虫鱼和清流的神仙为主。到了隋唐，主要流行的铜镜类型多样，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盘龙镜、瑞兽镜、葡萄镜(西亚风格的艺术特征)等。这一变化（ ）

北宋募兵的对象以“失职犷悍之徒”为主要对象。1034年，宋仁宗下诏： “天下承平久矣。四夷和附，兵革不试，而边未撤警，屯戍尚繁。吾民氓从军籍者多，而服农功者寡。富庶弗臻，其殆以此。执政大臣其议更制兵农、可以利天下。”这一现象反映出北宋（ ）

元朝在上都和大都组建防守军队，并在其间设置了许多传递信息的驿站。为训练这支军队，元朝举办了大型体育比赛——“贵由赤放走”，官员、平民皆可观看赛事。 “贵由赤者，快行是也，每岁一试之。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万岁。”由此可知， 元朝（ ）

明初，政府发行大明宝钞和铜钱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同时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这一货币政策的出台，从侧面反映出当时（ ）

某位思想家认为， “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与该思想主张最接近的是（ ）

雍正年间，湖南永顺府把以前土司征收的“火坑钱”“锄头钱”“烟火钱”等项杂派私征加以禁革，而代之以与中原划一的制度，按田地肥瘠分别征收数量不等的赋税。这一做法（ ）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试图拉拢美国一同侵华，但美国则拒绝了这一提案。对此美国国务卿菲什向驻华公使镂斐迪指示： “你要向中国表示美国的诚意⋯⋯同时，清政府须履行它同美国经由各项条约或协定所承担的一切诺言和义务”。对材料信息解读正确的是（ ）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外国人在各商埠广泛设立纱厂，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部分地区的产业生态。就此有人观察道：“(陕西、河南、山西等省) 因日本人近来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 由此可知（ ）

预备立宪改革前后，清廷派遣监理官赴各省清查财税。时人评论道： “夫职任之最艰险者，其惟监理官之清理财政乎?监理官之出京也，如受命出征，其到省也，如骁将以孤身当敌，深入险境，求向导而莫得，进退失据，遂无往而不为敌人所暗算。”这反映当时（ ）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中国已不是“东洋之冠”，提醒太平天国高层“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强调学习并效仿英美“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以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可见洪仁玕（ ）

康有为提出：“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他因此建议朝廷亟须教育改革，首要便是废除八股，第二要加强学校管理。在他参与变法期间，上奏的《请开学校折》中，进一步呼吁“今者，广开学校为最要矣”。康有为的这些主张（ ）

有学者认为：“武昌起义以前，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市民和军人的反满取向成为政治生态的主流……而武昌起义后国民政治心态演化， 出现‘崇权威’ 及‘追求秩序安定’ 两大特征。”这一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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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金朝初年，女真统治者为了招揽人才，承袭辽宋之制，于1123年始设科举。1127年灭北宋后， 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称“南北选”。辽人试词赋， 两河人试经义。1138年， 南北人均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到海陵王时，并南北选为一， 实行南北通选，仅设词赋科。金朝科举，初分乡、府、省三试， 即由乡至府， 由府至省。1150年正式实行殿试。章宗时，取消乡试，成为府、省、殿三级考试。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二：据《清史稿》和《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科考时给予少数民族考生特别照顾。除国子监在学的士族生员外，每三年特批25名学额让云南土官族属及一般士人参加考试，考中者报经礼部核查后即视为生员。此外，还采取增加录取名额的方式，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谕礼部曰： “今滇、黔、楚、粤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学额数，为学宦者尤宜加意禁饬，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贯，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道光、同治年间，湖南乾州厅苗族中举2人，嘉庆至同治年间永绥厅苗族中举19人。

——摘编自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等有实力的督抚大员联衔会奏，他们认为“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 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他们的结论是“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 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废科举始”。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朝廷只得下令“著即自丙午(1906年) 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 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 均著照所请办理”。至此，科举制度终于废除。

——摘编自郑天挺、南炳文编《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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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票号，又称票庄。 因票号资本多属于山西，所以统称曰山西票号。票号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矛盾需要解决，所以早期的票号主要由商店转化而来。山西票号的规模，在银行出现前，无疑地是首屈一指。不仅国内各大都会都有设立分号，就连外国也有它的据点。票号之用人，均以山西原籍为多。号中职务之分配，伙友之进退，营业之伸缩，一切用人行政，俱惟大掌柜之命是听。

——摘编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材料二：甲午战争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推动了近代银行的设立。19世纪末，外国洋行已达933家。外国侵略者在洋行、银行中豢养了大批买办。这些买办收受回佣，巧取豪夺，发了大财。同时，封建官僚通过办洋务、办外交等，从中捞取大量财富，这些积累逐渐集中到沿海口岸。……财政方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屈膝投降，突然增加的巨额赔款负担，使得财政矛盾突出。同时为了维持清朝统治集团开办的军事工业，也需要巨额周转资本，而原有的钱庄、票号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了。

 ——摘编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

材料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具体提出了设立“商办银行”的主张，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标志着华资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中国通商银行的酝酿筹设以及初期运作，成为尔后中国出现新式银行业和相应制度构建的先声。……1900年， 北京分行被八国联军焚毁， 业务随之萎缩。 民国时期被四大家族控制， 受总体经济环境和战争影响， 19世纪40年代，通商银行已经有名无实。

——摘编自王健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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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不能认为从远古起就已统一成今天这个样子了。那就不免有些忽视了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开发、战斗的艰辛而曲折的历程，才终于缔造成这个“统一”。 而且， “统一” 是分大小层次的，从地区性的到全国性的，“分裂” 酝酿了 “统一”， “分裂” 为 “统一” 铺平了道路。历史上各民族间的交往、迁徙乃至相互冲撞，最终融铸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整体。

————摘编自武尚清《白寿彝先生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结合所学知识，在解读材料基础上提出观点，并运用中国古代史相关史实进行论证。(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