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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新乡贤”文化建设以其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性的当代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
在今天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进程中，“新乡贤”的时代角色十分突出。他们很多人出自于乡村，成就于城市；成长于乡土，弄潮于商海，在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联上，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在现代化进程的趋势中，从基层乡土去看中国社会或文化的重建问题，主要是怎样把现代知识输入中国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基地乡村里去。作为输入现代知识必须的人这一的媒介，“新乡贤”的社会建构，具有尝试破解百年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困境的珍贵价值。
传统中国文化深植于乡土之中，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有着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的精神。在中国家族、乡土文化传承中，具有深厚的根系和广阔的脉系。乡土文化的有机循环，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农民一朝的拾粪起，到万里关山运枢回乡止，那一套所系维着的人地关联，支持着这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新乡贤”文化建设无疑秉承和凸现着这一传统文化的底色。
（摘编自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
材料二：
城镇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滋味复杂的命题，近20年以来，它陆续将诸多治理困境呈现给了转型中的中国。在这当中，乡村空心化、乡村文化断裂、农村社会治理失败尤其令人忧心。人们的普遍感受是，中国乡村已经被一路高歌猛进的城镇化抛在了身后。正气喘吁吁地奔跑在它狭长的影子中。
稍微盘点—下就会发现，近年来以城镇化为关键词的农村报道少见正面的消息，浙江上虞“乡贤文化”确实是难得的例外。在这里，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一个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既存续了人文精神，也展现了现代公共治理规律的新型乡村模式，呈现在人们眼前。
乡土社会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转型中最艰难的部分。费孝通先生曾言，“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现代社会崇尚契约精神，乡土社会通行伦理规矩，简单嫁接与拿来主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成功的乡土社会治理，需要礼乐政刑综合为治，需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双重支点。
上虞的“乡贤文化”，正是对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回乡安度晚年，不仅能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支援新农村建设，还能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泽被故土。他们既了解乡土文化心理，又熟谙现代社会规则，既经历过传统文化熏陶，又具备了现代人文精神。他们离乡与返乡的过程，正是在文化意义上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程，而他们返乡支援农村建设的过程，也是乡土社会启蒙和转型的过程。
因此，对乡村治理而言，发挥乡贤作用、培育乡贤文化要会用劲、用巧劲。上虞的做法有其地域特色，是地方政府有效探索的成果，但其所体现的“方法论”，当是中国乡土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它以自身的成功再次重申了两个判断：一、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智慧，二、中国社会必须以自身文化为基点完成现代转型。今天我们所致力于探索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这两个判断为前提。
招商引资不算难，打造特色经济不算难，将某一地的GDP提升到某一数字也不难。对于城镇化中的乡村，最难的是继承和重塑乡土文化，重新找到自身角色，搭建一个“法情允谐”的基层治理构架，找到公共治理规则与传统礼俗的最佳平衡点。上虞的“乡贤回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也为乡村治理命题设置了一个讨论层次，应该有更多的探索在这个层面上进行。
（摘编自《浙江“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的采访和思考》）
材料三：
“乡贤文化”要“新”在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上。“乡贤”，过去多指有文化、有识见又善行乡邻的贤达之人。有史以来，乡贤就是维系中国乡村运转的重要力量。乡贤文化作为管理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绵延不绝，显有其相当的存在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也应看到，我们现在涵育的“乡贤文化”，其主体不仅有别于旧时代乡贤，而且文化内涵既应传承过去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重要要素，更有着契合并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明指向。况且，并不仅仅是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就是“新乡贤”，根本是要紧密联系乡村实际，围绕核心价值观在农民群众中的确立与弘扬来干事情、做贡献。明乎此，“新乡贤”才具有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目标。“乡贤文化”的涵育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特质的新方向。
“新乡贤”的确立成长与“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涵养，并非一蹴而就，既需要在火热的新农村建设中锻炼提高，更需要在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上构建养护，还需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社会贤达反哺桑梓、造福乡里，扶持“新乡贤”，推介发展“新乡贤文化”。
（摘编自姬建民《涵育“乡贤文化”贵在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