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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二午睡时刻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小女孩把她们仅有的随身物件——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座位上，坐到对面离窗较远的位子上，和母亲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女人的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她一直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
“梳梳头！”女人说。小女孩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指抹去脸上的油污。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紧做。”女人说，“接下来就算渴死了，到哪儿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女孩点点头。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得见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报纸把鲜花包好，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母亲也用温和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小镇热得像蒸笼。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酒馆、台球厅以及电报局还在营业。
母女俩下了车，沿着巴旦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的住处走去。女人用手指甲划了划纱窗，又去叫门。过了一会儿，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谁啊？”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正在睡觉。”
“我有急事。”女人坚持道。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请进吧。”
她们走进一间客厅。开门的那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凳前，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下了，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儿其他声音。
开门的那个女人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他叫你们三点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很低，“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
“那好吧。”开门的那个女人说。
客厅深处的门又关上时，母亲坐到她女儿身边。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很整洁。一张简朴的办公桌，桌上有一台老式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档案。
客厅深处的门打开了。这一次，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镜，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镜，马上能看出他是开门的那个女人的哥哥。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神父瞅了女孩一眼，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天空。“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
神父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油布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写字 ，一边写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身份信息。她毫不迟疑，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那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急忙起来，摸黑从衣柜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她没有开灯，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法兰绒条纹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上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络斯·森特诺。”神父写完，嘴里咕哝道。
“森特诺·阿亚拉。”那个女人说，“是我唯一的儿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摘下钥匙，放在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一处地方，说：“在这儿签个字。”
女人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神父吁了一口气。“您从来没有试过把他引上正道吗？”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女人，又看看女孩，看到他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
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我告诉过他，不要偷穷人家的东西，他很听我的话。然而过去，他当拳击手，常常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不得不把牙全都拔掉了。”女孩插嘴说。
“是的。”女人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尝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的滋味。”
“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说服力。
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女人仔细听着，向他道了谢，但脸上没有丝毫笑容。
在临街的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贴在纱窗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没有人。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巴旦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样子，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门关上。
“等一会儿再走吧。”说话的时候，他没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一声不响地瞅了眼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时，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试着透过纱窗往大街上看，然后从女孩手里把鲜花拿了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跟在她身后。
“等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女人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牵着小女孩的手朝大街走去。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