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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道上
蹇先艾
多年不回贵州，这次还乡，才知道川黔道上形势的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尤其是踏入贵州境界，触目都是奇异的高峰：往往三个山峰相并，仿佛笔架；三峰之间的两条深沟，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到半点水的影子。中间是一条两三尺宽的小路，恰好容得一乘轿子通过。
这天，我们和护送几位官眷的大帮结伴从梧镇起程，一离客栈，天便下起蒙蒙的阴雨来；真使人不快。
下午的雨，从蒙蒙一变而为淅沥的大点了。我们戴起斗笠，扎着裤脚，一滑一溜地走着，没有一个不是口里喃喃地抱怨着贵州为什么不修马路。
九点钟的光景，我们才在山坡下的一个小村落歇脚，吃早饭。据说，再向前便没有什么好路走了。启程之前，夫头和颜悦色地走过来，请求富商们让一段路的轿子。那几个满面烟容的商人很不耐烦地跳下轿来，穿起线耳草鞋，打着洋伞慢慢地爬坡。我坐在一家小茅店的前面，和轿夫们一起谈天、喝茶，他们有的已经湿透了衣裳，脱下后，便露出红肿的双肩；有的弯着压驼了的背在喘气。
蓄着短髭的夫头操着两手，皱起眉头，望着天空，向一个一走一喘气的白胖商人说：
“方老板，天气糟得很，你怕走不起了，我们喊加班来抬你吧。”
方胖子满意地笑着。夫头的话还没有说完，胡小山已经带着两个加班匠来了，一边走过来，口里一边叽咕着。一个身材很高大，样子有二十几岁，穿得还干净；那一个和他恰恰相反，是个矮小而瘦削的三十多岁的黑汉子，穿件两半截连成的破汗衣，腿上一条又小又短的裤子箍着，屁股的一部分就露在外面。
“是不是这乘？”黑矮子颤动他脸上的肉问。
“对罗！”胡小山回答他。
黑矮汉子喊了一声“来，弟兄！”高汉一大步跨过来，两个把轿子提了一提。矮黑汉笑嘻嘻地说：“不轻，不轻，有好几百斤！”
气歇够了，夫头便催着大家赶路。
那两位加班匠仿佛争功似的，抬起胖子的轿子先就走了，也不等后面的大众。原来抬商人的胡小山和另一个轿夫老李都有点老迈龙钟了，自然精神差得多，喘着气紧跟他们跑。我就参加在他们的行列之中。我们一路上并不寂寞，时时可以听到加班匠的谈话。从他们边走边谈中，我才知道那个黑矮子姓赵，他的口气很大，似乎是一个抬轿的老手；抬后头的那个叫贺光亭。
“贺光亭，我们两个抬起都还对啊！”在路上先是老赵得意地迈着大步说。
“还跟得上步数吗，老赵？”贺光亭在后面响应他。
“弟兄，顶瓜瓜！”老赵回答道，一面又忙着报路“泥塘不知深浅！”
贺光亭回答道：“踩边边还要浅点！”
两个加班匠摆起龙门阵来了。
“弟兄，老赵抬轿该有一把手吧！不客气地说，下雨天，老子都敢放开脚步跑，翻山同走平路是一样的。”
“老实说，老赵，你前会些不是说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你怎么还是这样欢喜法？”
“这叫做黄连树下抚瑶琴，——洋洋坡！”
老赵口里虽然在报着路滑，脚却故意向泥塘踹去，水溅得很高，发出清脆的响声来，好像有意开玩笑似的。
“赵大哥，你看，你的草鞋都穿烂了！”老贺的眼光忽然落在老赵的那双脚上。
“尔妈，你真是校场坝的土地——管事管得宽，不穿草鞋，又碍啥事！弟兄，你不晓得，我身上这两天干得起灰吗？”
“你帮黄荣发家当长年，好好的为什么又出来了呢？”
“那个日子我过不来：他们吃肉，我们吃猪菜；他们吃米，我们吃糠。出来好久了哟！只有我的婆娘还在他家。”
“怪不得你会搞得这样又黑又瘦的。”
“滑滑路！——人尽管瘦，力气还是有。”
“踩干处！——到石牛栏我看你还是买双草鞋去吧，这样拖起拖起的，怎么走？我借几百钱给你都使得。”
“不瞒你老弟说，我脚上穿的这双草鞋都是捡来的。尔妈；老子再捡一双，就可以穿到河洞了。”
这两个穷苦的加班匠吸引着我，我只顾低头听他们的话，险阻艰难的祖师观已经快走完了。
我在轿旁走着，看见老赵两只压得发了紫的肩膀在肩板下不时掉换，口里喃喃着。我很喜欢这样一个人，我扣他攀谈起来了：
“老赵，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三坡，就是你们今晚上要歇的那堂儿，先生！”
“你的家也在那里么？”
“我有个棰子家！从小就打烂仗，在四川、贵州跑来跑去，娘老子早就死了。前年讨了一个婆娘，这阵都还在帮黄荣发家，不准走，听说还要收她上房。我忍不住气，一个人就跑出来了。先生，你说我老赵还有什么家呢？这如今变成校场坝的桅竿——独人了！”
我仗着人年轻，鼓着勇气，步子几乎和老赵们同时起落，走得相当快，连胡小山们都没有跟上。但是始终有些勉强，一直到石牛栏的小店歇脚，才觉得脚后跟隐隐作痛，有点累。
雨这时已经渐渐停止，偶尔还飘过一点两点从树上飞来的残滴。
（原载1929年5月29日《东北杂志》，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