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版高中历史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3课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 课时跟踪练

明初期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官，且不得设置官署僚佐，六部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官；到明中后期，内阁学士参与议政，有“票拟”之权，官阶定为正一品。这一变化反映出明朝（    ）

明嘉靖时期，胡世宁曾上疏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内阁首辅的地位开始突出，倍受大臣们的尊崇，称其为首相，内阁中的其他成员也多为首辅举荐，他们事事附和首辅，不敢有什么意见。材料所示现象是（ ）

明朝前期，中央在黑龙江流域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作为管辖这一地区的最高地方军政机构。奴儿干都司的设立（ ）

历史图示法，就是把用文字叙述的历史内容用符号、文字、数字组成图形、图像、表格等形式加以表示。下图所示政治制度出现于（ ）

如图反映了明朝内阁制度建立及演变的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明代，内阁大臣的建议写在纸上，贴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皇帝用红字作批示，称为“批红”，皇帝仅批写几本，大多数“批红”由司礼监太监按照其旨意代笔，大明祖制严禁太监读书，但明宣宗时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立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出巡，事毕回京述职。朱元璋这一举措（    ）

洪武时期所有章奏的处理都是皇帝一人亲批，而永乐、洪熙时期则出现了皇帝与内阁阁臣共议的局面，虽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但所批答之意见已经包含了皇帝与阁臣“造膝密议”的内容。这说明（   ）

下表内容是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在印度半岛的相关活动。由此可见，明朝（ ）                                                                                            

国家	概况
古里国	建碑亭，碑文中写道：“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成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
柯枝国	赠予明成祖给柯枝国王的印诰，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并在山中刻石：“山之崭兮，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为始终”。

明朝万历皇帝时期，由于在朝会上以内阁大臣为首的文官集团经常与他争辩，给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于是皇帝干脆长期不上朝了。这表明（   ）

明初，锦衣卫“御侮防奸，所系甚重”，不时出京作战，甚至征安南、下西洋。仅洪武朝锦衣卫下辖千户所即有19个之多，其中专职的骑兵千户所4个。由此可见，明初锦衣卫（ ）

明初，地方废行省，设三司，三司之间互不统属，分属六部。明代中期，逐渐由中央派遣的巡抚节制三司；嘉靖时期，在重要地区大量派遣总督，总督节制五省乃至七省政务。这些变化（ ）

明太祖时，曾铸铁牌置宫门内：“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明成祖给宦官委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等军政大权。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宦官掌管，后来例用司礼监太监提督。明宣宗时期，宦官开始识字，正式参与政务。这表明（ ）

明太祖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鉴于此，他采取的措施是（ ）

明朝废丞相设立内阁，清朝设置军机处。这两项史实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特征是（ ）

明成祖创立“内阁”，阁臣有权草拟诏敕，行代言之职，建言献纳，备顾问之需。但阁臣的品阶较低，常为五品以下，于是形成了职位之重与官位之卑的鲜明对比。由此可以推断（ ）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1604年，郑芝龙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他的父亲是泉州知府衙门的库吏，舅舅是海商，从事澳门与日本、马尼拉的远程贸易。1621年，他前往澳门投奔舅舅，开始了其漫长的海商生涯。大约在1622年，郑芝龙抵达日本平户，后与日本女子结婚，生下了儿子郑成功。1625年，郑芝龙活跃于闽粤沿海，地方政府奈何他不得。王庚武认为：“郑芝龙之所以能将其庞大的海上势力统领在一起，靠的是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技巧，靠的是成功的贸易活动，更重要的是依靠其大家族和忠实的闽南同乡的支持。”1640 年，荷兰人为垄断海外贸易，和郑芝龙达成协议，希望他本人不直接和日本通商。作为交换，荷兰人则分其利润的四成给他，但1640年以后，郑芝龙的船队依旧不断前往日本贸易。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明初对于四夷朝贡，明太祖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厚往而薄来”。永乐朝以来，西番朝贡制度出现显著变化。一是僧人（或假此身份）逐渐成为西番朝贡使团的主体，二是明朝对西番朝贡赏赐的对象扩大，按员给赏。再次，入贡番僧还多在沿途购买军器、私茶等违禁物品，甚至贩买人口，时常引发民事纠纷乃至刑事案件。隆庆三年（1569）西番朝贡制度改革的发生与明朝的统治历史与当前政治形势有关。隆庆元年（1567），明朝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八月，户部报告“京帑所存，仅足三月，计今岁尚亏九月有奇，边军百万，悉无所需”。在此严峻形势下，明朝被迫推行新政，改革西番朝贡制度即为其中一个方面。隆庆三年的西番朝贡制度改革，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定贡期，通过延长朝贡限期、取消部分朝贡类型，减少朝贡次数等措施削减西番朝贡遣使的总体数量。二是调整赏额，把对西番朝贡的人员赏赐分为全赏和半赏两类。三是在提高贡额的同时，限定贡使人数。四是强化对贡使的资质及身份审验。隆庆三年的西番朝贡制度改革可以说是隆万改革的先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朝贡的天下理想与王朝治理的经济理性之间张力的弥合，反映了以“厚往而薄来”为基本特征的朝贡制度在王朝的边疆民族治理体系中的衰落与转型。

——摘编自曾现江张凯强《明朝隆庆三年西番朝贡制度改革：天下理想与经济理性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