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都师大苹中分校2023-2024高二（上）历史期中试卷

《左传·公年》记截：“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这体现出（ ）

廷议是皇帝与大臣们在朝堂上定期集会议事的一种形式。参加廷议的官吏有文有武，职位上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诸侯王、众卿、将军，下至大夫、博士、令长等……讨论结果由皇帝最后裁决。由此可见，廷议制度（   ）

如图为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中央官制示意图。图中所示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 ）

南宋学者叶适在《水心别集》中说：“唐失其道，化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人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作者意在强调（ ）

李治安先生在其《元代行省制度》一书中认为：元代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也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分权的继续。由此可知，元朝的行省（ ）

在秦汉到明清的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中，县级政府是封建国家的基础，职能齐备，担负着贯彻执行朝廷的法规政令，向朝廷提供度支、物资及兵源任务，承担着平赋役、听诉讼、兴教化、劝农桑、教孝道、签仿风俗、鼓励节俭、祈神祭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切具体事务，由此可知县制（ ）

下表是关于某国政体特征的学习笔记。据此判断，该国是（ ）

机构	职能
公民大会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权立法、宣战、媾和与审判；所有官职均无薪金。
元老院	终身任职，负责向官员提出建议，协调他们的行动。
执政官	两人，一年一任，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担任军事统帅，执行决议。

“美国就像一盘沙拉，胡萝卜是胡罗卜，生菜是生菜，互相之间基本上是不相干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装在一个盘子里”。材料比喻的是美国的（ ）

进入19世纪，英国先后进行了1832年、1867年和1884--1885年三次议会改革。三次议会改革后英国（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帅全国海陆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同时又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一规定旨在（ ）

下表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管理方式的变化表。这一变化反映出我国（ ）

1958～1982年	人民公社拥有集体资金的统一分配与调度权
1982～2001年	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
党的十八大以来	社区党支部成员和社区党员充当网络信息员以及参与社区治理

北魏拓跋珪即位后，采纳汉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至孝文帝，又下诏：“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据此可知北魏（ ）

 唐代所有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要接受定期的考课。考课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分为初考和复考，并设有专职监督和群众监督来保证考核人不滥用职权，以考课等级决定官员的升降赏罚。这表明唐代（ ）

为了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宋朝（ ）

唐朝科举中允许士子向主考官自荐。宋朝选官考试实行了糊名、锁院、誊录等制度，对于世家子弟的应试者更加严格管控，甚至还要加试。由此可见，宋代科举（   ）

隋唐时期，御史与谏官相辅相成的监察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宋以后，谏官制度逐渐衰微，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以御史与谏官制度合一的、以都察院为主体的单一监察制度体系。可见古代监察体系的演变（ ）

19世纪初，对英国官吏制度的批评之声已零星出现，但政府并无改变由王公贵族“恩赐”官职做法的打算，直到1855年，《关于建立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才被政府接受，议会根据其改革建议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法令。由此可推知，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主要得益于（ ）

日本公务员纪律规定：事务类公务员不得为政党或政治目的谋求或接受捐款及其他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这些行为；不得担任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负责人、政治顾问或其他有同等作用的职务；不得担任公职候选人。这些规定体现了文官制度的（  ）

民国时期的文官制度主要是以西方的文官制度为蓝本建立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但它也对古代的科举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继承。由此可知，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的特征是（ ）

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明确提出中央机关必须有三分之一的职位用于招考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此后，基层工作经历逐渐成为公务员考的一道“门槛”。这一举措有利于（ ）

西方国家文官制度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凡是文官要在资产阶级各政党之向严格保持中立，不得公开参与政治活动。但我国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努力实现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造成我国干部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不同的主要原因是（ ）

据统计，《荀子》一书中出现“礼”字309次、“法”字170余次，有“礼义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等说法。这表明荀子（ ）

 南宋理学大儒朱熹，一生致力于讲学、授徒，著述颇丰。在其著述中，儿童启蒙读物较多，如《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小学》《四书集注》等。朱熹的《家礼》和《小学》成为此后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材料表明（ ）

清政府普遍推行乡约制度，各地乡约宣讲内容变成了康熙帝“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圣谕广训》，偏重教化和仪式，常常引用《大清律例》。这反映山清代乡约（ ）

下表是《十二铜表法》的部分条文，由此可以推知，该法典（    ）

所属条目	内容
第3表第1条	如债权人有数人时，得分割债务人的肢体进行分配，纵未按债额比例切块，亦不以为罪。
第4表第2条	家属终身在家长权的支配下．家长得监察之、殴打之、使作苦役，甚至出卖之或杀死之。纵使子孙担任了国家高级公职的亦同。
第8表第2条	凡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能取得调解时，则伤人者也应受到同样的伤害。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文献，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确立；100年后，欧洲大陆的法国颁布了另一部文献，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欧洲。这两部法律文献分别是（   ）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5月1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简称《婚姻法》），1950年至1953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贯彻《婚姻法》运动浪潮。该法的颁布（ ）

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说明（   ）

从2003年开始，我国将9月20号确定为“公民道德宣传日”。2007年9月，在全国首次评选表彰道德模范，李素丽等53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这说明，我国（ ）

某学习小组为了进行主题汇报，准备了“孟泰”“时传祥”和“王进喜”三个人物的材料。其汇报的主题应是（ ）

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作出明确详实的规定，并规定侵权责任，明确权利受到削弱、减损、侵害时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等。它体现（ ）

 在我国，劳模是时代的导向标。在20世纪我国劳模的评选标准依次是：50-60年代的“老黄牛”精神；60-70年代的“铁人”精神；80-90年代的“当代愚公”精神；进入21世纪评选的标准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复合人才。由此可见（ ）

我国古代儒家主张“仁”“信”、墨家主张“兼爱”、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和谐”“诚信”“友善”“法治”等内容。这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秦在少数民族聚居之处实行“一国两制”，设置“属邦”。汉称“属国”，其级别相当于郡，各有属国都尉。汉武帝时因大批匈奴部众来归，就在西北诸郡设置了五属国。相应的中央管理官职是（    ）

历代统治者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而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治，四海可使如一家”。材料主要说明唐朝（   ）

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是色目人，其诗歌中多有描述元代社会现实的句子，如他在《芒鞋》一诗中写道：“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这些诗歌描写的现象（ ）

 《礼宾图》（下图）是出土于陕西章怀太子（655—684年）墓中的壁画，描绘了鸿胪寺官员引见宾客的情景。据此分析正确的是（ ）

 根据国外陶瓷考古发现，宋代瓷器在亚洲的日本、朝鲜、印度、叙利亚等地，非洲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甚至索马里都有不等数量出土。这主要说明（ ）

 明朝时期，土司赴京城朝贡被看作是一种荣耀，土司用马和各地特产朝贡，能获得当地没有的物品，还有丰厚的经济回报，朝廷认可是其继续统治的基础。可见，明朝的土司制度（ ）

 青海省西北部柴达木盆地，于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土了大批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文物。据如表判断，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来自中原 的物品	大量的开元通宝铜钱；宝花纹铜镜；刻有“谨封”二字的一枚印章（唐代官方传递公文的密封专用章）；一件南北朝时期的青瓷莲花尊；道教符箓锦两件
藏文化方 面的物品	藏文木牍、木简十余枚；写有古藏文经咒的骆驼头盖骨、羊肩胛骨数块；藏文佛经及佛像壁画残片
来自西方 的物品	东罗马金币一枚；波斯锦、波斯镀金人头像等波斯物品；镀金银质鹿形饰片、玛瑙珠等粟特物品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钱穆在探讨中国古代制度时强调：

（一）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

（二）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

（三）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应根据实际利弊而判定。所谓利弊，则应根据当时实际影响而作出判断。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从材料中任意提取一个观点，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运用具体史实予以论证。

（要求：明确写出观点，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达清晰。）

法律与教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手段。阅读材料，并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曲礼》

材料二 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

——《有度》

材料三 《大明律》的许多条文直接来自《唐律》……由于明代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各种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以及大量社会矛盾的出现，使得新兴的《大明律》必须以“法”的本来面目出现，以规范各种社会势力激烈斗争的政治局面……清末薛允升曾在《唐明律合编》中对两部法典进行了研究后说： “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tǎng，指收藏钱财的府库或钱财）项钱粮等事，《明律》又较《唐律》为重。”

——摘编自徐晓庄《<大明律>之特点琐谈》

材料四 宋代乡约之法： “众推有齿德者一人为都约正，有学行者二人副之。……置三籍，凡愿入约者，书于一籍；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德业可劝者，书于一籍。……

清朝前期的乡约可分为村乡约、族约和乡乡约三种形式。村乡约一般大村一村为一约，小村数村为一约；族约一族为一约；乡乡约设于农村各乡，一乡为一约，它们都隶属于州县，对州县负责。乡约辖区的户籍人员必须入约，即使大逆不道之人也不被开除约籍。村乡约和乡乡约分别设约正一名，有的还设约副若干名。约正、约副负责推说义理、宣讲圣谕（康熙“圣谕”及《大清律例》）、举善纠恶，平时负责调节纠纷，投呈佐证，稽查奸宄盗逃和应付州县之事。他们由州县官从本乡本里选人担任。

——摘选自段自成《清代前期的乡约》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政府对（内附）胡人往往采取设置属国、道、都护府等机构“因其故俗”进行安置……汉政府一般是出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安置胡人的。其一，是为了让降服的胡人“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内地）捍蔽”，这就决定了胡人要为汉开疆拓土和防御守边。其二，是为了解决胡人之间纷争。其三，是为了防止胡人叛逃或“作乱”。其四，控制胡人，为我所用。……汉政府还设置了度辽将军、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护东夷校尉、西域都护等官职对胡人进行管理。……汉政府通过设置众多处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和官职对胡人进行了管理。设置伊始，情况各异，如有的机构军事性质为主，有的机构以安抚为主，还有的机构两者皆重，且他们针对群体不同，但基本目的是一致的，即为了有效管理内附胡人。

——摘编自王耀《两汉时期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李唐王朝统治的近300年中，从总的方面来讲，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军事强大。在同周边各民族关系中，尽管有时出现过矛盾、冲突和对抗，但从全局来说，和睦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但是，它与周边各族的“和亲”比前后的任何一个王朝次数都多，规模都大。唐皇室进行和亲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笼络少数民族首领，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唐朝与周边的异族藩王几乎都有过和亲的历史。唐代和亲的对象，有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宁远国、契丹、奚、南诏等。总之，唐朝一直坚持以和亲为主、武力征服为辅的对异族政策。

——摘编自刘军杰《浅谈汉唐和亲制度与民族关系》